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支土生土长的红军部队，为了陕南人民的自由、解放，在秦巴山区纵横驰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地斗争。为巩固和发展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陕南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这支部队就是被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因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中的战士，大部分是石泉、汉阴人。他们活动的地区在石泉、汉阴、宁陕及其周边地区。从1935年的年底，到1937年的春天，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转战秦巴山区，开展抗日宣传，惩处土豪劣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击战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陕南人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建立巩固和发展了石泉、汉阴、宁陕三块陕南革命根据地。在一两年多的时间里，陕南抗日第一军指战员开展了近百场游击战争，但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四次战斗，除一次是在洋县境内发生的外，其它三次都是在石泉境内发生的。

一、夜袭马池镇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不久，开展的第一场战斗就是夜袭石泉的马池镇。马池镇，又叫池河镇，位于石泉县东部，自古以来是川陕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商业集镇。1936年2月初，陕南游击纵队探悉马池镇敌人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仅有一个保安队，20多条枪。遂决定偷袭，以扩大游击纵队的政治影响，解决部队的给养和经费问题。1936年2月3日(农历正月十一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从迎丰沿后池河南下，挥戈直指马池镇。午夜十二时左右，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顺利地占领了马池镇。击毙敌哨兵1名，缴获步枪3支，捣毁镇联保办公处，搜缴了12户富豪家的财物及生丝100多斤和大量布匹、银元。军队撤走时，将铜板、衣物、粮食等放在街上，让穷苦百姓拾用。次日凌晨，部队撤离马池时，“坤生元”商号店员廖明义跟随部队而去，参加了陕南游击纵队。

据池河镇戴书林老人回忆：1936年农历正月十一日下午三点，从大坝下来一个中年人，在“萃兰丰”点心铺向联保主任陈寅阁报告说，从迎丰方向来了100多人，今晚要到池河街来。易白如（大坝绅士）叫我给你们送个信来，请你们防备一下。当时在铺内的有陈寅阁、陈显庭、官顺兴、谭国佐等都知道了这一情况。

陈寅阁获得消息后，嘱咐联队附谭国佐晚上要注意。如果来的人多枪多，就把咱的人带过河往松树沟方向跑，并叫戴书林准备干粮（戴是联保办公处事务员）。天黑时，陈寅阁穿一身破旧长棉袍，只身过河，躲在王受之家中。

傍晚，联队附谭国佐带人布防，在麻园(今农具厂后门)设哨兵1人，北梁上设哨兵2人，联保办公处后门设哨兵1人，其余人枪均随谭国佐在周围巡逻。当晚玉皇庙正演汉剧，十点左右，谭国佐叫杨老四上台宣布停演，观众顿时恐慌，纷纷离散。午夜十二点左右，枪声四起，谭国佐带人枪逃过河，给陈寅阁背手枪的邝麻子惊慌落水。他们撤到秋树梁查点人数时，少了3个哨兵，赶到马岭联保主任陈子乾住处黄金寨时天将要亮，吃过饭后，九点左右返回马池镇。这次何振亚部打马池，保安队设在麻园的哨兵叶景谦中弹死亡，北梁上的两个哨兵弃枪逃跑，共丢步枪3支。

何振亚的部队分三路进街：一路由老街方向进东门，一路由石家梁抄联保办公处后门进街，一路由邓家湾抄西门进街，西门有个水皇庙楼，部队围住水皇庙楼打了一阵枪。

部队进街后，把“坤元生”商号的学徒廖明义带走了。把大商号“坤生元”的铜板，倒在街中间叫穷人去捡，还进了吴春和的花行。庙里住的多是四川棉花客商，有一个留着分头的客商，听到枪声后，就把煤油倒在头上用火柴点燃，痛得受不了，又赶紧把稀泥巴抹上去。有人问他为啥烧头发，那人说：“共产党来了，见留东洋头的就杀，所以才把头发烧了”。

据池河镇退休教师刘振清回忆：1936年，他在安康中学上学，放寒假后回到马池家中休假。农历正月十一晚上，汉阴的戏班子在马池西门外的玉皇庙唱戏，唱的是《雷打张吉保》，戏演到中途，突然宣布不演了。他就朝回走，走到西门，遇见戴书林和几个保丁背的枪。就问戴书林：“啥事情?”戴书林说：“红军来了。”街上的人很乱，有的朝街外边跑。刘振清回到家里后，就躲到隔壁的戴家楼上，刘的父亲也跑到街后边躲起来，家里就是刘的妻弟陈天运在睡觉。大约在十二点钟左右，何振亚的部队就从大坝方向下来了。进街前在街外边打了一阵枪，打得很厉害。第二天听说是在洋油桶子里放火炮，听起来象打机枪。当时保公处有一二十条枪，他们听说红军队伍要来，提前就跑过河了。何振亚部队到街上来没有遇到抵抗。当时刘家做有生意，算是比较有钱的。几个人进来以后，刘妻弟很害怕，从床上爬起来朝后院跑，帽子被帐子挂掉了，当兵的把他拉住说：“不要怕，你睡你的觉。”他就没有跑了。几个人在屋里翻了一下，走的时候把刘家一捆生丝（有10多斤）和刘振清父亲的一副眼镜拿走了，其它东西没有动（一月后，刘父亲的那副眼镜，由街上的唐裁缝从何部带了回来，唐知道这个东西是刘父亲的就给了）。部队在街上停了二、三个小时，进了十几家字号及有钱人的家，穷人的屋没有进。部队走的时候，把“坤元生”（刘善人开的字号）的铜板丢在街上不少，让穷人们拾，把轻便值钱的东西带走了一些。街上有几个人参加了何部。记得有廖明义，他当时在“坤元生”字号里当伙计。还有个姓胡的（名字记不清了）汉阴人，听说后来在解放军某部当司令员。早饭前后，石泉和汉阴的两个保安队200多人来马池，追到谭家湾上面没敢再追，当天就返回去了。

第二天，听说一个保丁被打死在麻园。有一个留东洋头的客商，害怕队伍来杀他，把煤油倒在头上烧，痛得忍不住，又用稀泥巴糊在头上。这件事在马池街上被传为笑话。

何继周部队到街上来时间不长，但在群众中影响很好，不打人、杀人，拿了些东西，都是有钱人家的，是打富济贫。

二、攻打太平寨

太平寨，又名蔡家寨，位于云川街对面，居高临下，易守难攻。1936年9月1日（农历七月十六日）上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路过石泉县三官庙街(今云川街)。当地的地主豪绅及保甲人员闻讯，早巳携带财物和粮食躲在三官庙对面的太平寨。军长何振亚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一名侦察员给太平寨送信借粮。寨长贺元山自恃寨高墙厚，又有30余名寨丁把守，不顾他人劝阻，写了一封挑衅性的回信，狂言“进寨到枪尖上来拿”，并将这名侦察员用石头砸死。这下激怒了陕南抗日第一军全体指战员。何振亚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除掉这个山寨的顽固势力。

何部决定攻寨后，先派战士在街上向群众打招呼，请他们躲在屋里，以免误伤。第五支队担任主攻，敌人负隅顽抗。战士们在支队长苟树林的带领下，搭着楼梯，冒着敌人的炮火，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攻占了全寨。战士们怒不可遏，杀掉了23名土豪和寨丁，缴获了一批土枪土炮和3000多斤粮食、300多块现洋，并焚烧了山寨。寨长贺元山等土豪潜逃。保长蔡中和伤势严重，当何振亚得知蔡在接信后表示愿意借粮的情况后，即派战士将蔡送下山。当晚，部队驻在三官庙街，将缴获的部分粮食分给当地贫苦农民。

当时目睹这场战斗的三官庙村民汪芝余老人回忆：民国二十五年（1936）农历七月十五前后的一天上午，我们还没有吃早饭，从迎丰沟方向开来何振亚的队伍，看样子有好几百人，前面打着一面红旗，旗上有几个白字。队伍住在街上十来户群众的家里，她家住了二三十人。到小响午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能是个领导人）拿着望远镜，站在她家门前靠左边的场坝朝对面太平寨上看。一会儿他喊来一些人，在场坝围成一个圆圈，比划着说什么，她没敢拢去听。说完以后，队伍开始集合，在场坝上整整齐齐地站了好几排。他们背的有长枪，有手枪，多数背的是马刀，有个人在队伍前讲了话。接着，队伍分几路朝对面寨子上出发。队伍走了以后，有几个当兵的在街上挨家挨户打招呼说：“我们要打寨子，你们都把门关上，不要出来，免得飞子儿把你们伤了。”老百姓听说后就把门关上，躲在屋里不敢出去。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对面寨子上打土炮的声音。何振亚的队伍和寨子上的人打了好一阵。过晌午的时候，寨子上土炮的声音没有了，枪声也听不见了。寨子破开了，红旗飘在寨子的城头上。

汪芝余说，她有一个哥哥，当时十四五岁。何继亚队伍到三官庙的前一天，他听说有队伍要来，从家里抱了一床被子，拿了一点粮食和零碎东西到寨子上去了。汪的父母亲不让他去，他硬要去。寨子破开后，听寨子上出来的谢老太婆说：“队伍进去以后，把手拿武器继续抵抗的地主和狗腿子都杀了。队伍问哥哥，是城里边的还是城外边的?哥哥说是城里边的。队伍以为他是地主老财家的人，就把他杀了。”第三天，请人把她哥的尸首抬下来埋了。

这天晌午过后，何继周部队从寨子下边的坡上掰了些刚能吃的嫩包谷；在她家里煮着吃。他们还从寨子上弄了不少银子和银元，装了四五口袋，放在我家堂屋里，后来背走了。

寨子打下后，队伍在三官庙街驻了一夜。第二天刚麻麻亮，他们就起来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出发了。打红旗的走前头，部队跟在后头，朝安子沟、毛坝场方向去了。后来听说何振亚部队在毛坝场和从石泉上来的保安团打了一仗。何振亚队伍纪律很好。他们对地主老财不客气，对穷人、老百姓很好。部队在这里驻的时候，有几个战士提上桶桶，在三官庙街的墙上写了些标语。

据蔡中和老人回忆：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从汉阴县云门铺迁到石泉县太平寨下的火石沟住。二十四年（1935）任后池第六保保长。二十五（1936）年农历七月十六日(阳历九月一日)早上，梧桐寺的蔡家派吴令彰来他家说：“有‘土匪’由迎丰上来了，听说有二三百人，你们赶快上寨。”他听了后带着全家老小上了太平寨。蔡家、贺家、贾家、吴家等各大户以及寨丁们都上了寨子。这些大户都在寨子里修有房子，金银、粮食等贵重的东西平时都藏在寨子里。贺元山是寨长。早饭时，在城头看见有二三百人从吴家院子门上到三官庙街上来了。他们到街上不久就派了一个兵，叫当地群众吴文清领略上寨来。走到城墙脚下说是送信的，用竹竿把信送上来。贺元山接信后马上叫蔡乐成、贾名芳、吴令彰、吴新之、张海晏和蔡中和到他家商议。他把信拆开向我们念，大意是：“我部由三官庙经过去宁陕，请寨子为部队筹借一点支应和军粮。”落款是“红七十四师。”贺元山叫大家商量给还是不给。有人说，他们的枪支很多，势力大，若不给支应就会来围寨，寨子上没有快枪，只有火炮和几门土炮，怎么能抵挡得住呢？不如给一点支应为上，”贺元山说：“给支应，拿啥给呢？”蔡中和说：“猪我有一条，谷子也有，就是没有酒。贾名芳、蔡乐成都有酒。依我之见，不要与他们作对。”贺元山接着说：“你是当今保长，若给了他们的支应，将来政府知道了，说你‘通匪’，这个罪名就不小了，你要好好考虑。依我之见，不给为上。”说完，提笔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你们要支应，请进寨到枪尖上来拿，不然是没有的。我虽是保长，仅有22岁，拿不定主意；他是寨长，大家都挡不住，只好随他。贺元山把回信用竹竿递出寨墙。我们的回信激怒了何部官兵。约过了一个小时，何振亚部队扛着长楼梯，分两路来打寨子。一路由猪槽沟上来，一路由贾家后梁上来。接近寨子时，双方开火。当时寨子里有二三十名寨丁。双方激战近3个小时。打到半下午时，一个拿手枪、背马步枪的人从楼梯爬上来，进寨后就把寨子里面的人打死了几个。接着下面的人就都进了寨子。他们进寨子时。我躲在屋里，进来一个人举刀就向我头上砍，我用手一挡，一连几刀把我砍倒在灶门口地下。过了一阵我醒来，看见进来了两个人，背的柴放在灶屋里。前面的一个人说：“这里睡了一个人，看样子象没有死，不如补他两刀。”后面的一个人说：“不补，我们马上就要烧房的。说毕他们两个就出去了。我想活活地烧死多难受，就喊叫“救命！”喊了两声，看见由后门进来了十几个人。我一眼看见其中的何振亚，就喊；“军长。你要救我一命。”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举刀要砍我，我又向何振亚说：“念我们同学一场，你要救我的命。”那个人听我这么说，”便把刀放下了。何振亚问我：“你姓啥?我们在哪里是同学?”我说：“我姓蔡，民国十七年（1928）在汉阴后街住高小是同学。”他听了这话把脚一蹬，说：“你早一点干啥去了?”我说，“这次你们来，我一来不知道是你，再一个我提出给支应，贺元山不愿意。”他问我：“你是不是能走?”我说：“我的伤很重，一点也不能动。他派士兵把我拉到屋外就走了。我刚出门，灶屋就烧起来了。

这次打仗，何部牺牲了一个人，听说埋在蔡乐成的竹园边上。何部把持枪抵抗的寨丁杀了23个，对妇女和小孩都未伤害。部队把寨子里藏的粮食和银元挖出来，挑下山了。何继周队伍第二天到银杏坝，在毛坝场遇上来的一连国民党部队，开火打了—阵，国民党部队抵不住火。快要交枪的时候，又从三官庙来了一连国民党部队，两边夹击，何军长的队伍才撤走。这两个连国民党部队，是吴令彰的兄弟吴令文、吴令宣两人到县上请来的。他们两人十六日这天没上寨，看到寨子上升火，才到县上去报信，等到国民党队伍来时，寨子早已破了。

队伍打开寨子后，贺元山的老婆跳城墙时被打死了。贺元山跳城墙跑了。蔡乐成躲在仓库的地板下逃脱了。贾名芳换了一件破烂衣服，队伍以为他是穷苦人才没打他。还有贺先文、张海晏、吴照安也都逃了出来。队伍叫一个60多岁的老人给他们指地方挖银子，挖了一些，放在沿坎上。

三、激战毛坝场

毛坝场，位于银桥乡政府以北，是云川通住银桥的一个山垭，也是过去的人行道。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云川三官庙打罢太平寨后，于1936年9月2日，由云川向宁陕进军。国 民党石泉县政府获此情报后，即令国民党四十九师工兵营及县保安队围追堵截。在石泉县银桥乡新庄村毛坝场遭遇，激战半日。因敌众我寡，陕南抗日第一军主动撤出战斗，返回云雾山天台寺休整。 在这次战斗中，陕南抗日第一军第一支队长刘炎德和一个分队长、班长郭厚亭不幸牺牲。参谋长杜瑜华负伤。

当时经历毛坝场战斗的银桥乡新庄村鲁常志老人回忆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农历七月十 七日(即 阳历9月2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从云雾山下来。正当队伍行至毛坝场的时候，从银杏坝 上来一队国民党的队伍，首先向红军开火，势头凶猛。没多久，又从红卫乡的安子沟上来一批国民党的 队伍，也向红军开了火。在这次战斗中，村民周文升还给红军队伍送了几挑煮好的包谷浆粑给战士 们 吃。仗从早饭后一直打到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红军队伍才从毛坝场撤回云雾山。新庄村刘志喜老人回忆说：红军在毛坝场打了大半天，天快黑的时候，何振亚的队伍才从毛坝场撤下来 。他们饿极了，自己到地里掰包谷棒子烧着吃。当时我们怕得很，想跑。何振亚对我们说：“我们是红军，你们不要跑，我们不会坏你们的事”。于是 ，我们就帮他们掰包谷棒子， 架起几堆柴火，给他们烤包谷棒子吃。何继周对我们说，“麻烦你们了，给你们一床铺盖面子”。新庄村叶泰奎老人回忆说：那时我们家住在毛坝场边上的黑龙洞。七月十七上午，我 们正在吃早饭，何振亚的队伍从云川三官庙开过来了。他们在我家煮浆粑吃，给我父亲一些碎银子，我父亲没要。有的战士饭还没吃完，国民党的工兵营和保安队就向何振亚的队伍开了了火。仗打的很激烈，一直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双方才停火。国民党部队不敢追，何振亚的队伍上了云雾山，才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四、迷峰岭战斗

迷峰岭位于秦岭山脉南麓洋县、佛坪两县交界处，因山顶奇峰林立而得名。周(至)城(固)公路通车前，这里一直是洋、佛两县官道必经之地。相传峰顶生长一种神秘植物——迷魂草，行人一旦踏上，便迷迷糊糊辨不清方向，故当地群众又称迷峰岭为迷魂岭。

1936年11月24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曾在迷峰岭上与国民党驻防佛坪县的五十—师一个团打了一场遭遇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农历十月初，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全体指战员，由宁陕、石泉等县转战到秦岭南麓迷峰岭山下的金水河畔秧田坝(现洋县秧田乡政府所在地)，军部驻在距秧田坝两华里的张家庄。时值初冬，气候渐冷。农历十月初十，陕南抗日第一军侦察员老熊，由秧田坝向洋县方向侦察。经周家坎到碗牛坝，探知国民党驻佛坪县的一个团，派了约一个连的兵力，到洋县领取军饷、冬装、弹药等，返回途中夜宿周家坎。这对陕南抗日第一军来说是个重要情报。因为数月的游击作战，给养困难，弹药尤其缺乏，若能缴获敌人这批物资，对部队将是很大的补充。老熊探明敌人的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后，立即由碗牛坝返回。经过周家坎小镇时，见相识的染匠魏树林正在晾晒土布，便对魏说：“你快把布收起来，能背走的背走，不能背走的把它藏起来。”魏不知为什么，向老熊打听原由。熊悄声对魏说，“国民党有一支队伍从洋县转来，晚上可能住在你们这里。我们晚上要来收拾他们。”并叮咛“此事不能对任何人讲。”说毕，老熊匆匆返回张家庄。魏树林很快把晒好的布背到山上树林中藏起来。黄昏时分，敌约一个连的人到达周家坎。当时，周家坎小街上住着20余户人家。敌人将弹药、军饷等主要物资放在下街头的老爷庙内，庙门口派两挺机枪守护，其余人员分住在街上群众家里。晚九时左右，陕南抗日第一军指战员约七、八百人，由张家庄翻山下到周家坎，从东、南、北三面将周家坎之敌包围。试图乘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缴获敌人所领取的弹药等物资，以济部队之急需。当时陕南抗日第一军的子弹很缺，手榴弹更少，想借人多势众将敌吓跑。瞬间，周家坎周围山上“杀”声四起，枪声大作。敌人凭借强大火力拚命固守。双方激战约—个多小时。陕南抗日第一军于晚十一时左右撤回原驻地张家庄。

次日拂晓，陕南抗日第一军由张家庄出发，沿齐家山向迷峰岭转移，准备翻越迷峰岭向袁家庄方向进发。张家庄距迷蜂岭约20华里。上午十时左右，先头部队接近迷峰岭山顶时，突与由岭东前来接应的敌约两个营的兵力相遇。由于敌人首先占领了山顶有利地势，以强大火力将陕南抗日第一军主力压在迷峰岭半山腰。为减少部队伤亡，何振亚指挥部队迅速向山下撤退，以摆脱敌人。迷峰岭西坡除一条官道外再无路可走，且荆棘丛生，悬崖峭壁。撤退中，不少战士摔伤或被刺架挂伤。约中午十二时左右，全军撤下迷峰岭，向南朝栈房、大河坝方向转移，迅速摆脱了敌人。

大部队撤退不多时，从岭上下来一位穿军官服装的陕南抗日第一军战士，腹部负伤，肠子外露，行走艰难。这位战士到石门子，遇到何春花，向何打听了部队撤退的方向及路线，便向五台山方向走去。没走多远，终因伤势太重，牺牲在距石门子2华里地的钟家湾水池边。第二天，山下谢家院子的谢芪、张星贤等人上山观看战场情况，发现沿红军撤退路线的不少刺架都被踏平了。同时，在钟家湾发现了这位英雄战士的尸体，予以就地掩埋。谢芪从这位烈士身上脱下一件毛衣、摘下一块怀表。谢芪的不义行为，后来一直受到当地群众的辱骂。全国解放以后，1951年当地政府在土改工作队的协助下，将这位烈士的忠骨由钟家湾迁至赵家沟倒坐庙厚葬。倒坐庙后来成了赵家沟初小所在地。每年清明节，附近的教师都要组织学生在这座无名烈士墓前祭奠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迷峰岭遭遇战，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虽然失利，损失很大。但他们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作风，秋毫无犯的纪律，在当地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为当地人民所颂扬。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和在敌人屠刀下英勇就义的烈士们，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留下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的英雄事迹却为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