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亚是我参加革命后用的名字，原名继周，字子新，1913年生于汉阴县北区龙王乡一个农民家庭。

1931年2月，我从汉阴县立高小毕业后，因官府索捐勒款，加之地方混乱而又遭受土匪的抢劫。致使家庭破产，被迫和父亲四处逃避，中途父亲失散。这时升学既不可能，谋事也无门路，只好考入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办的军官训练班(后叫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训练班里共产党员很多，也能看到党的刊物，对我们影响很大，大部分同学都说共产党好。1931年冬，由于杨虎城部队要进甘肃将该期学员提前毕业，我和部分同学被派到安康绥靖军张飞生部。我被拔到第一团，团长是沈玺亭。旧军队很腐朽，很多人吸大烟，虐待下级军官，克扣军饷。我们这些从步训班来的同学，都是青年人，有些革命的义气，和旧习气格格不入。他们以旧的关系，用旧的一套人马，我们受排斥，不信任，不重用。本来步训班的学生应当军官，可是只让我们当班长。

1932年，沈玺亭在平利办随营军官训练班，我任班长8个月。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国民党不但不抵抗，反而连年发动内战，致将东三省失守，而重要的是红三军、红四方面军先后经过陕南，使我们认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打倒旧的军队和政府，才能抗日救国，穷人才得翻身，个人才有出路。从那时起，我们在政治上有了活动。当时兴安（“兴安”系安康之故称）师范学生的政治活动很活跃，创办有《汉声报》。《汉声报》是三十年代初兴安师范、兴安中学汉阴籍部分学生办的一种进步的石印小报，宣传进步思想，我们取得了联系。那时曾几次找地方党，未找上。由于没有党的领导，活动很困难，方针办法很少，只能从个人感情出发，以步训班同学为基础，团结一部分力量。于是我与一般有政治觉悟而又有勇气的同学，如沈启贤、赵宏勋、孟子明、苟树林、徐海山，孙启庆、刘炎德、吕耀明等七个连的一部分下级军官，进行了一年多的暗中策划及组织准备，拟在有利时机举行兵暴，先把队伍拉出来再找党，参加红军。我们在平利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张惠民（张惠民，平利县人，参加过宁都暴动）是知道的，那时我们的决心和计划很大，想把沈玺亭和他的团全部一下拉出来。杨虎城是蒋介石的杂牌部队，沈玺亭又是杨虎城的杂牌部队，我们利用国民党和杂牌军之间以及杂牌军内部的矛盾，所以活动比较顺利。沈玺亭虽然知道我们的活动，但未加限制。1934年以后，沈玺亭和杨虎城有了直接联系，觉得吃得开了，态度也变了，我们认为争取他的可能性很小，即放弃了这个计划。可惜我们全属自发活动，没有党的组织领导，又多为青年学生出身，没有组织兵暴的经验。

1933年3月，我任安康绥靖军一团手枪连排长。1935年1月，部队开往城固、洋县一带，又分配我到警二旅四团(即原安绥军一团)三营九连二排任排长、连附。

1935年冬，杨虎城下令调时在长安县南乡引驾回驻防的警二旅四团，到西安大营房整训。当时我们看不行了，如果一进西安起义的机会就更少了。在红军和地方党的影响下。经过1932年到1935年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于1935年11月，我带领九连在引驾回起义。我当时是连附，搞掉了连长，以换岗为名，把全连带出去，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拉进秦岭山区。在我们暴动的前3天，四连一个排（指四连班长张子新、士兵王展(王武林)领导的柞水营盘起义）提前拉出去了。敌人一个营来追，他们又怕全营暴动，就未敢穷追。我们翻过秦岭，到了柞水。我们走后，敌人将苟树林(甘肃人)绑上要枪毙，幸而脱险，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以后，敌人又将盂子明杀害。

起义的目的是参加红军。当时，我们以为红二十五军仍在陕南，起义后才知道红二十五军已打到陕北去了。我们在拉出来之前，没有找上党，认为拉出来之后，党会找我们。但拉出来后，仍然找不到党，党也找不到我们。这时部队的团结、巩固全靠感情来维系。当时，红七十四师只见番号不见人，因而只有自己编自己，自称为“陕南游击纵队”，我任指挥。对内实行会议制度及官兵平等(仅仅是生活上平等，未取消打骂制度），不准强奸妇女；对外采取抗粮抗捐，打民团杀差人（给官府要款的人）。在起义不到一个星期，在宁陕县沙沟一带，我带张孝德（起义时班长）、洪九畴（起义时文书）到红七十四师去开会，商定我们为陕南游击队，至于大队、支队或纵队，由我们看发展情况而定。议定我们在镇安县以西活动，他们在镇安县以东活动。因此我们即活动于汉阴、石泉、安康县北，镇安、柞水县西，与红七十四师配合行动。实行的政策与红七十四师一样。即打土豪、杀恶霸，给穷人分衣物、粮食，保护行商等。口号是“打倒国民党”。我们曾在宁陕泰山庙等地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

1935年底，庞炳勋部就对我们追击，后又派代表来要我们归编。

1936年1月，李伯亭带20余人来参加我们部队，地点在镇安县的穆王坪一带（根据何俊卿回忆，李伯亭参加陕南游击纵队的地点在安康县王家坪）。李参加后系陕南游击纵队领导成员之一，主管宣传、民运工作，部队出布告、写标语、审讯土豪劣绅等都是他亲自动手，还带领部分部队出去打过保安队，单独执行任务。

我们在陕南初期的活动是很困难的，半年多没有党的领导。后来队伍扩大到了五六百人，但内部是很不稳定的。我们虽提出奋斗目标是要干革命，要当共产党，要打富济贫，但还要靠自己的威信和感情来团结干部、战士，巩固部队。

1936年3月，国民党调来两个旅及两个团围剿我们，敌情严重。此时红七十四师去商洛东活动，与我们失掉了联络；我们内部一部分人又发生动摇，叛变了一个排。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安康专员魏席儒派来汉阴的士绅陈继侯、张伯威与我们谈判。谈判的条件，他们是：给我们以“安康专区保安大队”的名义（经查考，应为“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后同），给我们发枪支弹药；国民党部队停止对我们的封锁围剿。这时，我们考虑到部队很不巩固，就和他搞“缓兵计”。于是我们提出了三个条件：(1)接受他们的名义可以，但不能由他们整编；(2)他们不能派人到部队来；(3)部队的驻地，大的范围由他们指定，具体地点由我们选择。魏接受这三个条件，我们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打保安队。敌人企图将我们诱骗到一个适当地点一网打尽，我们则是争取时间，整顿内部，利用合法身份派人到陕南各县活动，策动保安队兵变和农民暴动，以及等待红七十四师或其他红军的到来。三月或四月，谈妥之后，我们便开到安康县傅家河口进行整训，同时把魏席儒派来的两名代表监视起来，不淮他们接近部队。我们派人到汉阴、安康、紫阳、岚皋、平利、镇巴一带秘密活动，记得共派出五个组，重点是安康、汉阴、紫阳、平利等县。7月，派杨子珍回平利组织保安队起义。

文考亭是我的同学，他参加部队仅有一两个月，我们派他到涧池一带去瓦解汉阴、安康恒口一带的保安队(即邹洁之、王杰三的保安队)。祝敏济是3月在傅家河一带或以前参加部队的。他是安康一个大资本家的外甥。四月我们派他同王宇辉一路到汉阴、安康一带搞农民暴动及学生运动。他们走时，我和张孝德(分队长)、苟树林(分队长)、徐海山(副大队长)、洪九畴(秘书或参谋处长)集体给他们谈话和交待任务。后来听说他们找到文考亭。不久被四十军庞炳勋部发现，同时被杀害。部队在傅家河口时，李伯亭提出要利用合法身份到安康第七中学找他的同学、同乡进行秘密活动，也在这个时候被安康专署发觉杀害了。我们向安康专署提出质问；魏席儒说是下面干的，发生了误会。因此我们又将驻地移到了离安康稍远的东镇。这样，一方面便于进山活动，另一方面可去找红军。此时我们的主力虽已停止对敌作战，但外围的小游击队仍在袭击敌人。这些小游击队，多的有三四百人，少的有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这时敌人的正规军以及民团、保安队对我们的封锁包围仍未停止，中间还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战斗。红七十四师到了我们驻地附近，我们派人去联络。我们的意见是立即恢复对敌游击活动，而红七十四师则要我们暂停一个时期。这样，一则可以利用合法身份搞地下工作，二则可以取得情报供给他们。

1936年4月，西安中共特委（“西安中共特委”应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派杨江(蓝田人)、沈敏、杜瑜华3人来到我们部队。这时我们住在东镇。他们了解情况之后，由杨江回西安汇报；杨江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党的指示，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提出用红军的名义好还是用抗日军的名义好?我们说只要有党的领导，用什么名义都可以。考虑到用抗日军的名义号召力大，好活动，便给了我部“陕南抗日第一军”的番号（据原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童陆生回忆，应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我任军长。至此，我们正式归党的领导。我们杀了魏席儒派来的两名代表，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给李伯亭报仇。根据党的指示，当即打下了安康的王婆店（经查考，应为五里铺），开了成立大会，授旗、宣誓。

这时部队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了政治机关，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少年先锋队是抗日军里面的一个支队，约70多人；都是十几岁的娃娃，相当于现在的文工团。我们对这个支队培养训练抓得很紧，也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对象。对外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因当时我们力量小，分田地农民不敢要，故未进行，有的地方连分粮食也不敢要，只好在晚上送去。

沈启贤过去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在沈玺亭部活动的主要人之一。1936年他们打死连长，又从沈部起义拉出一个连，因事先没有和我们联系，四处寻找，结果被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打垮，与我们会合时只剩下十余人。

1936年10月，西安中共特委给我那里派来一批干部，共26人（经查考，应为10人），连同回特委报告情况的杨江等被大刀会一个老师（指红七十四师收编的宋登贤抗捐军，后参加革命）误杀。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在陕南的活动，主要是以镇安、柞水、宁陕、石泉、安康、汉阴等县交界处的秦岭山区为根据地，也到佛坪、洋县的华阳、黄金峡，安康、旬阳、汉阴的南山，紫阳的部分地区去活动。在这样大的区域内和敌人周旋，军事行动很多。当时国民党在陕南拉兵要款十分厉害，白色恐怖更加残酷，劳动人民特别是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很差。广大劳苦人民受红军的影响很深，觉悟程度很高，革命意志很坚决，所以我们每到一处；就有很多贫农要求参加，有的不惜身家性命为我们跑路送信，对我们支援很大。

我们在陕南期间，牵制了不少敌人，也打了不少仗。庞炳勋的两个团从1935年起一直追击我们，后驻镇安、柞水一带。胡宗南的第一师也来打我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驻石泉，薛岳的五十一军两个团驻洋县、佛坪的北山地区，杨虎城的警一旅、警二旅驻户县一带。几路对我们进行围剿、追击；我们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我们在运动中消灭过地方团队，并打垮和消灭过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在石泉击溃四十九师的一个营，在佛坪迷峰岭击溃了五十一军一个连，后来受到敌人两个团的夹击，激战一天，晚上借人熟地熟撤退。部队在敌人的围攻当中得以保存和发展，我们由开始暴动的一百多人，到离开陕南北上时扩大到了1200人。

“西安事变”之前，我们准备打汉阴。后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们即开往西安方向，中途接到党的指示，命令我部为陕南讨蒋第一军（应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红七十四师为第二军)，属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指挥，往商洛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们又受命北上礼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合，这时部队有1100余人（据李雪三回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时共有700多人）。以后编入一一五师，不久开赴抗日前线。

我们在陕南期间，部队能以达到钳制敌人兵力—部。取得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基本原因，一是红军主力声势浩大。在群众中有良好的政治影响，给我们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加之反动派的逼迫，使我们自己认清了新的光明道路，下定了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二是郑位三同志的帮助，领导与内部的团结一致。三是仿效与执行了红军的政策办法。在政策上，采取了打土豪、抗粮捐，给穷人分粮食、分衣裳，因而得到了陕南人民的同情、拥护。重要的是，后来有了党的领导，部队有了政治工作和党的政治军事路线。在军事上，我们利用人熟地熟等有利条件，实行了声东击西，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游击战法，因此保存与壮大了自己，并打击了敌人。

陕南抗日第一军是在陕南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支部队，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工农同志参加，多数都是陕南人。在党的培养下，有很多人以后作了领导干部，据我所知道有沈启贤、沈敏、杜瑜华、张英勃、张孝德、刘挺民以及目前在云南和江苏的几个军分区的司令员。

在起义之后，我的全部思想是坚决积极地和敌人斗争，以自己的行动来盼望和迎接红军的早日胜利，一切处在紧张斗争的环境当中，毫无半点名利地位思想。个人的生活也与士兵完全一样，每日行军数十里或百余里，不但有马不骑，并自带自己的枪支和行李。每到宿营地之后，都是自己亲自布置侦察警戒，主持开会商讨次日的行动计划。

1937年2月，部队随红十五军团进至陇东整编，我任十五军团警卫团团长，并于同年3月在庆阳驿马关由李雪三、王敬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改编后，我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营长，当即东渡黄河，随军北上抗日。1938年3月升任本团参谋长，次年1月任晋南游击支队司令，10月调延安抗大三分校工作。在三年抗战中，我部曾先后参加过正太路、道清路的破袭战，以及粉碎“九路围攻”的张店、町店战斗。

“西安事变”后我们奉命离开陕南时，因走得突然，有100多伤病员留在陕南，北上途中又有100多人掉队，还有几支小游击队不知道消息。因此我们行至子午口时，决定叫沈继刚返回陕南，征求了沈的意见，他也乐意。告诉他，以后若归队困难；可以仍然用“陕南抗日第一军”的番号，并担任军长，组织伤病员和掉队战士，继续在原根据地坚持游击。我到陕北后，因国民党层层封锁，通讯联络不便，所以彼此失掉联系。他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沈继刚是汉阴人，和我自小是同学，以后又同在警二旅四团，他任五连连长。我在暴动前曾向他做过工作，他口头上表示同意，但行动上不果断，几次准备起义未成。后来他以请假探亲的名义，带了11人徒手参加抗日第一军。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留在军部。他的族祖父是沈玺亭。他来时无特殊表现，我们对他还不放心。后来经过考验才叫他留下。

徐海山是汉阴县人，家庭自耕农，1931年与我在杨虎城办的军官训练班同学。毕业后，我们同被分配到安绥军一团(即后来的警二旅四团)三营，他到八连，我到九连，均为二排长，一排长为提升连长的对象。九连起义时，八连也准备同时行动，因工作不成熟未能成功。九连起义后，团长怀疑徐海山与起义有关，准备枪毙他，他知道后便带刘仁政和战士共六七人，徒手逃至陕南，1936年3、4月份找到了我们。成立抗日第一军后，徐任政治部主任，对外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镇压豪绅恶霸，军内财务也由他主持办理。他打仗勇敢，对敌斗争坚决，凡属镇反问题，都是以政治部主任名义出布告。因此他是出了一点名的，同敌人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编为红十五军团时，因徐不是共产党员，军团首长决定送他到延安学习。1937年2月，徐带两个警卫员于去延安的途中，拆看了军团政治部的介绍信。信上写他政治觉悟高，自觉地参加革命，对敌斗争坚决，但有一点贪污嫌疑。他一见“贪污”二字就害怕了，以为搞不好要杀头，于是未去延安，返回了陕南。徐返回陕南后找到沈继刚，将陕南抗日第一军未来得及带走的300余人收容起来又在原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后来发展到八九百人。由于叛徒破坏，徐惨遭石泉县保安队的残杀，叛徒就是刘仁政和冯俊勋。刘仁政，石泉人，家庭小商人，原为警二旅四团四连文书，后为抗日一军军需。冯俊勋，也是石泉人，家庭小地主，和我及徐海山是杨虎城军官训练班同学，毕业后冯被分配在警二旅五团当排长，后来不干了退职回家，1936年参加抗日第一军，任军部参谋。抗日第一军改编为十五军团警卫团及后来的三四四旅警卫营时，他俩均为副官。组织介绍他俩去抗大学习，他们怕苦怕死，偷跑回家，被石泉县保安队利用，当了一个什么官。刘、冯叛变后，打着向沈、徐归队的旗号，带保安队去安康王家坪。沈、徐对刘、冯信任不疑，结果两个叛徒从内部袭击，伪装投降的保安队从对面进攻，沈、徐所部全部被打垮，徐当场牺牲，沈逃出后也被抓住打死了。自那次事件后，叛徒刘仁政和冯俊勋成为石泉县有名的恶霸，干尽坏事，陕南解放后被政府镇压了。

汤能金原系警二旅四团三营营长汤飞山的马夫、警卫员。1936年2月，他回到汉阴县东五铺一带扩大了三四十人，到汉阴北山来参加我们部队。在与安康专署谈判时，我们派他去单独活动，并给拨了30余支步枪。后来我们在傅家河一带整训时，他们有两次战斗打得不错。一次是在原汉阴北山火镰碥附近的东河口，他们利用有利地形，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一个团打了一整天，打得很英勇。一次是在汉阴城附近，打垮了张亲民的保安队，只差一点将张活捉。我们离开陕南时，汤在安康大河口一带活动，未通知到，留在了陕南。

黄金荣、王老九、沈继林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注：此文根据何振亚1954年写的《历史思想自传》及以后的几次谈话节录整理，此次编辑时对个别文字进行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