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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振亚忆陕南抗日第一军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11年11月4日 | 浏览11385 次] 字体:[ ]

何振亚是我参加革命后用的名字,原名继周,字子新,1913年生于汉阴县北区龙王乡一个农民家庭。

19312月,我从汉阴县立高小毕业后,因官府索捐勒款,加之地方混乱而又遭受土匪的抢劫。致使家庭破产,被迫和父亲四处逃避,中途父亲失散。这时升学既不可能,谋事也无门路,只好考入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办的军官训练班(后叫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训练班里共产党员很多,也能看到党的刊物,对我们影响很大,大部分同学都说共产党好。1931年冬,由于杨虎城部队要进甘肃将该期学员提前毕业,我和部分同学被派到安康绥靖军张飞生部。我被拔到第一团,团长是沈玺亭。旧军队很腐朽,很多人吸大烟,虐待下级军官,克扣军饷。我们这些从步训班来的同学,都是青年人,有些革命的义气,和旧习气格格不入。他们以旧的关系,用旧的一套人马,我们受排斥,不信任,不重用。本来步训班的学生应当军官,可是只让我们当班长。

1932年,沈玺亭在平利办随营军官训练班,我任班长8个月。时值·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国民党不但不抵抗,反而连年发动内战,致将东三省失守,而重要的是红三军、红四方面军先后经过陕南,使我们认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打倒旧的军队和政府,才能抗日救国,穷人才得翻身,个人才有出路。从那时起,我们在政治上有了活动。当时兴安(兴安系安康之故称)师范学生的政治活动很活跃,创办有《汉声报》。《汉声报》是三十年代初兴安师范、兴安中学汉阴籍部分学生办的一种进步的石印小报,宣传进步思想,我们取得了联系。那时曾几次找地方党,未找上。由于没有党的领导,活动很困难,方针办法很少,只能从个人感情出发,以步训班同学为基础,团结一部分力量。于是我与一般有政治觉悟而又有勇气的同学,如沈启贤、赵宏勋、孟子明、苟树林、徐海山,孙启庆、刘炎德、吕耀明等七个连的一部分下级军官,进行了一年多的暗中策划及组织准备,拟在有利时机举行兵暴,先把队伍拉出来再找党,参加红军。我们在平利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张惠民(张惠民,平利县人,参加过宁都暴动)是知道的,那时我们的决心和计划很大,想把沈玺亭和他的团全部一下拉出来。杨虎城是蒋介石的杂牌部队,沈玺亭又是杨虎城的杂牌部队,我们利用国民党和杂牌军之间以及杂牌军内部的矛盾,所以活动比较顺利。沈玺亭虽然知道我们的活动,但未加限制。1934年以后,沈玺亭和杨虎城有了直接联系,觉得吃得开了,态度也变了,我们认为争取他的可能性很小,即放弃了这个计划。可惜我们全属自发活动,没有党的组织领导,又多为青年学生出身,没有组织兵暴的经验。

19333月,我任安康绥靖军一团手枪连排长。19351月,部队开往城固、洋县一带,又分配我到警二旅四团(即原安绥军一团)三营九连二排任排长、连附。

1935年冬,杨虎城下令调时在长安县南乡引驾回驻防的警二旅四团,到西安大营房整训。当时我们看不行了,如果一进西安起义的机会就更少了。在红军和地方党的影响下。经过1932年到1935年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于193511月,我带领九连在引驾回起义。我当时是连附,搞掉了连长,以换岗为名,把全连带出去,冲出了敌人的包围,拉进秦岭山区。在我们暴动的前3天,四连一个排(指四连班长张子新、士兵王展(王武林)领导的柞水营盘起义)提前拉出去了。敌人一个营来追,他们又怕全营暴动,就未敢穷追。我们翻过秦岭,到了柞水。我们走后,敌人将苟树林(甘肃人)绑上要枪毙,幸而脱险,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以后,敌人又将盂子明杀害。

起义的目的是参加红军。当时,我们以为红二十五军仍在陕南,起义后才知道红二十五军已打到陕北去了。我们在拉出来之前,没有找上党,认为拉出来之后,党会找我们。但拉出来后,仍然找不到党,党也找不到我们。这时部队的团结、巩固全靠感情来维系。当时,红七十四师只见番号不见人,因而只有自己编自己,自称为陕南游击纵队,我任指挥。对内实行会议制度及官兵平等(仅仅是生活上平等,未取消打骂制度),不准强奸妇女;对外采取抗粮抗捐,打民团杀差人(给官府要款的人)。在起义不到一个星期,在宁陕县沙沟一带,我带张孝德(起义时班长)、洪九畴(起义时文书)到红七十四师去开会,商定我们为陕南游击队,至于大队、支队或纵队,由我们看发展情况而定。议定我们在镇安县以西活动,他们在镇安县以东活动。因此我们即活动于汉阴、石泉、安康县北,镇安、柞水县西,与红七十四师配合行动。实行的政策与红七十四师一样。即打土豪、杀恶霸,给穷人分衣物、粮食,保护行商等。口号是打倒国民党。我们曾在宁陕泰山庙等地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

1935年底,庞炳勋部就对我们追击,后又派代表来要我们归编。

19361月,李伯亭带20余人来参加我们部队,地点在镇安县的穆王坪一带(根据何俊卿回忆,李伯亭参加陕南游击纵队的地点在安康县王家坪)。李参加后系陕南游击纵队领导成员之一,主管宣传、民运工作,部队出布告、写标语、审讯土豪劣绅等都是他亲自动手,还带领部分部队出去打过保安队,单独执行任务。

我们在陕南初期的活动是很困难的,半年多没有党的领导。后来队伍扩大到了五六百人,但内部是很不稳定的。我们虽提出奋斗目标是要干革命,要当共产党,要打富济贫,但还要靠自己的威信和感情来团结干部、战士,巩固部队。

19363月,国民党调来两个旅及两个团围剿我们,敌情严重。此时红七十四师去商洛东活动,与我们失掉了联络;我们内部一部分人又发生动摇,叛变了一个排。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安康专员魏席儒派来汉阴的士绅陈继侯、张伯威与我们谈判。谈判的条件,他们是:给我们以安康专区保安大队的名义(经查考,应为安康保安司令部特务大队后同),给我们发枪支弹药;国民党部队停止对我们的封锁围剿。这时,我们考虑到部队很不巩固,就和他搞缓兵计。于是我们提出了三个条件:(1)接受他们的名义可以,但不能由他们整编;(2)他们不能派人到部队来;(3)部队的驻地,大的范围由他们指定,具体地点由我们选择。魏接受这三个条件,我们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打保安队。敌人企图将我们诱骗到一个适当地点一网打尽,我们则是争取时间,整顿内部,利用合法身份派人到陕南各县活动,策动保安队兵变和农民暴动,以及等待红七十四师或其他红军的到来。三月或四月,谈妥之后,我们便开到安康县傅家河口进行整训,同时把魏席儒派来的两名代表监视起来,不淮他们接近部队。我们派人到汉阴、安康、紫阳、岚皋、平利、镇巴一带秘密活动,记得共派出五个组,重点是安康、汉阴、紫阳、平利等县。7月,派杨子珍回平利组织保安队起义。

文考亭是我的同学,他参加部队仅有一两个月,我们派他到涧池一带去瓦解汉阴、安康恒口一带的保安队(即邹洁之、王杰三的保安队)。祝敏济是3月在傅家河一带或以前参加部队的。他是安康一个大资本家的外甥。四月我们派他同王宇辉一路到汉阴、安康一带搞农民暴动及学生运动。他们走时,我和张孝德(分队长)、苟树林(分队长)、徐海山(副大队长)、洪九畴(秘书或参谋处长)集体给他们谈话和交待任务。后来听说他们找到文考亭。不久被四十军庞炳勋部发现,同时被杀害。部队在傅家河口时,李伯亭提出要利用合法身份到安康第七中学找他的同学、同乡进行秘密活动,也在这个时候被安康专署发觉杀害了。我们向安康专署提出质问;魏席儒说是下面干的,发生了误会。因此我们又将驻地移到了离安康稍远的东镇。这样,一方面便于进山活动,另一方面可去找红军。此时我们的主力虽已停止对敌作战,但外围的小游击队仍在袭击敌人。这些小游击队,多的有三四百人,少的有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这时敌人的正规军以及民团、保安队对我们的封锁包围仍未停止,中间还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战斗。红七十四师到了我们驻地附近,我们派人去联络。我们的意见是立即恢复对敌游击活动,而红七十四师则要我们暂停一个时期。这样,一则可以利用合法身份搞地下工作,二则可以取得情报供给他们。

19364月,西安中共特委(西安中共特委应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派杨江(蓝田人)、沈敏、杜瑜华3人来到我们部队。这时我们住在东镇。他们了解情况之后,由杨江回西安汇报;杨江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党的指示,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提出用红军的名义好还是用抗日军的名义好?我们说只要有党的领导,用什么名义都可以。考虑到用抗日军的名义号召力大,好活动,便给了我部陕南抗日第一军的番号(据原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童陆生回忆,应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我任军长。至此,我们正式归党的领导。我们杀了魏席儒派来的两名代表,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给李伯亭报仇。根据党的指示,当即打下了安康的王婆店(经查考,应为五里铺),开了成立大会,授旗、宣誓。

这时部队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了政治机关,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少年先锋队是抗日军里面的一个支队,约70多人;都是十几岁的娃娃,相当于现在的文工团。我们对这个支队培养训练抓得很紧,也是培养基层干部的对象。对外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因当时我们力量小,分田地农民不敢要,故未进行,有的地方连分粮食也不敢要,只好在晚上送去。

沈启贤过去是我的同学,也是我们在沈玺亭部活动的主要人之一。1936年他们打死连长,又从沈部起义拉出一个连,因事先没有和我们联系,四处寻找,结果被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打垮,与我们会合时只剩下十余人。

193610月,西安中共特委给我那里派来一批干部,共26人(经查考,应为10人),连同回特委报告情况的杨江等被大刀会一个老师(指红七十四师收编的宋登贤抗捐军,后参加革命)误杀。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在陕南的活动,主要是以镇安、柞水、宁陕、石泉、安康、汉阴等县交界处的秦岭山区为根据地,也到佛坪、洋县的华阳、黄金峡,安康、旬阳、汉阴的南山,紫阳的部分地区去活动。在这样大的区域内和敌人周旋,军事行动很多。当时国民党在陕南拉兵要款十分厉害,白色恐怖更加残酷,劳动人民特别是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很差。广大劳苦人民受红军的影响很深,觉悟程度很高,革命意志很坚决,所以我们每到一处;就有很多贫农要求参加,有的不惜身家性命为我们跑路送信,对我们支援很大。

我们在陕南期间,牵制了不少敌人,也打了不少仗。庞炳勋的两个团从1935年起一直追击我们,后驻镇安、柞水一带。胡宗南的第一师也来打我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驻石泉,薛岳的五十一军两个团驻洋县、佛坪的北山地区,杨虎城的警一旅、警二旅驻户县一带。几路对我们进行围剿、追击;我们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我们在运动中消灭过地方团队,并打垮和消灭过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在石泉击溃四十九师的一个营,在佛坪迷峰岭击溃了五十一军一个连,后来受到敌人两个团的夹击,激战一天,晚上借人熟地熟撤退。部队在敌人的围攻当中得以保存和发展,我们由开始暴动的一百多人,到离开陕南北上时扩大到了1200人。

西安事变之前,我们准备打汉阴。后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我们即开往西安方向,中途接到党的指示,命令我部为陕南讨蒋第一军(应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红七十四师为第二军),属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指挥,往商洛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们又受命北上礼泉与红十五军团会合,这时部队有1100余人(据李雪三回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时共有700多人)。以后编入一一五师,不久开赴抗日前线。

我们在陕南期间,部队能以达到钳制敌人兵力部。取得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基本原因,一是红军主力声势浩大。在群众中有良好的政治影响,给我们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加之反动派的逼迫,使我们自己认清了新的光明道路,下定了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二是郑位三同志的帮助,领导与内部的团结一致。三是仿效与执行了红军的政策办法。在政策上,采取了打土豪、抗粮捐,给穷人分粮食、分衣裳,因而得到了陕南人民的同情、拥护。重要的是,后来有了党的领导,部队有了政治工作和党的政治军事路线。在军事上,我们利用人熟地熟等有利条件,实行了声东击西,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游击战法,因此保存与壮大了自己,并打击了敌人。

陕南抗日第一军是在陕南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支部队,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工农同志参加,多数都是陕南人。在党的培养下,有很多人以后作了领导干部,据我所知道有沈启贤、沈敏、杜瑜华、张英勃、张孝德、刘挺民以及目前在云南和江苏的几个军分区的司令员。

在起义之后,我的全部思想是坚决积极地和敌人斗争,以自己的行动来盼望和迎接红军的早日胜利,一切处在紧张斗争的环境当中,毫无半点名利地位思想。个人的生活也与士兵完全一样,每日行军数十里或百余里,不但有马不骑,并自带自己的枪支和行李。每到宿营地之后,都是自己亲自布置侦察警戒,主持开会商讨次日的行动计划。

19372月,部队随红十五军团进至陇东整编,我任十五军团警卫团团长,并于同年3月在庆阳驿马关由李雪三、王敬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改编后,我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营长,当即东渡黄河,随军北上抗日。19383月升任本团参谋长,次年1月任晋南游击支队司令,10月调延安抗大三分校工作。在三年抗战中,我部曾先后参加过正太路、道清路的破袭战,以及粉碎九路围攻的张店、町店战斗。

西安事变后我们奉命离开陕南时,因走得突然,有100多伤病员留在陕南,北上途中又有100多人掉队,还有几支小游击队不知道消息。因此我们行至子午口时,决定叫沈继刚返回陕南,征求了沈的意见,他也乐意。告诉他,以后若归队困难;可以仍然用陕南抗日第一军的番号,并担任军长,组织伤病员和掉队战士,继续在原根据地坚持游击。我到陕北后,因国民党层层封锁,通讯联络不便,所以彼此失掉联系。他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沈继刚是汉阴人,和我自小是同学,以后又同在警二旅四团,他任五连连长。我在暴动前曾向他做过工作,他口头上表示同意,但行动上不果断,几次准备起义未成。后来他以请假探亲的名义,带了11人徒手参加抗日第一军。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留在军部。他的族祖父是沈玺亭。他来时无特殊表现,我们对他还不放心。后来经过考验才叫他留下。

徐海山是汉阴县人,家庭自耕农,1931年与我在杨虎城办的军官训练班同学。毕业后,我们同被分配到安绥军一团(即后来的警二旅四团)三营,他到八连,我到九连,均为二排长,一排长为提升连长的对象。九连起义时,八连也准备同时行动,因工作不成熟未能成功。九连起义后,团长怀疑徐海山与起义有关,准备枪毙他,他知道后便带刘仁政和战士共六七人,徒手逃至陕南,193634月份找到了我们。成立抗日第一军后,徐任政治部主任,对外宣传,打土豪分田地,镇压豪绅恶霸,军内财务也由他主持办理。他打仗勇敢,对敌斗争坚决,凡属镇反问题,都是以政治部主任名义出布告。因此他是出了一点名的,同敌人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编为红十五军团时,因徐不是共产党员,军团首长决定送他到延安学习。19372月,徐带两个警卫员于去延安的途中,拆看了军团政治部的介绍信。信上写他政治觉悟高,自觉地参加革命,对敌斗争坚决,但有一点贪污嫌疑。他一见贪污二字就害怕了,以为搞不好要杀头,于是未去延安,返回了陕南。徐返回陕南后找到沈继刚,将陕南抗日第一军未来得及带走的300余人收容起来又在原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后来发展到八九百人。由于叛徒破坏,徐惨遭石泉县保安队的残杀,叛徒就是刘仁政和冯俊勋。刘仁政,石泉人,家庭小商人,原为警二旅四团四连文书,后为抗日一军军需。冯俊勋,也是石泉人,家庭小地主,和我及徐海山是杨虎城军官训练班同学,毕业后冯被分配在警二旅五团当排长,后来不干了退职回家,1936年参加抗日第一军,任军部参谋。抗日第一军改编为十五军团警卫团及后来的三四四旅警卫营时,他俩均为副官。组织介绍他俩去抗大学习,他们怕苦怕死,偷跑回家,被石泉县保安队利用,当了一个什么官。刘、冯叛变后,打着向沈、徐归队的旗号,带保安队去安康王家坪。沈、徐对刘、冯信任不疑,结果两个叛徒从内部袭击,伪装投降的保安队从对面进攻,沈、徐所部全部被打垮,徐当场牺牲,沈逃出后也被抓住打死了。自那次事件后,叛徒刘仁政和冯俊勋成为石泉县有名的恶霸,干尽坏事,陕南解放后被政府镇压了。

汤能金原系警二旅四团三营营长汤飞山的马夫、警卫员。19362月,他回到汉阴县东五铺一带扩大了三四十人,到汉阴北山来参加我们部队。在与安康专署谈判时,我们派他去单独活动,并给拨了30余支步枪。后来我们在傅家河一带整训时,他们有两次战斗打得不错。一次是在原汉阴北山火镰碥附近的东河口,他们利用有利地形,与胡宗南的第一师一个团打了一整天,打得很英勇。一次是在汉阴城附近,打垮了张亲民的保安队,只差一点将张活捉。我们离开陕南时,汤在安康大河口一带活动,未通知到,留在了陕南。

黄金荣、王老九、沈继林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注:此文根据何振亚1954年写的《历史思想自传》及以后的几次谈话节录整理,此次编辑时对个别文字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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