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
  您的位置  首页 >> 老区历史 >> >> 正文
七、余定安忆跟随何军长在陕南
[来源:本站 | 作者:吴龙晏 | 日期:2011年11月4日 | 浏览9520 次] 字体:[ ]

 

我是石泉县后池河香炉沟人。1936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下午,何振亚率领的陕南游击纵队在迎丰街上宣传。我听他门讲反对剥削压迫,看到买东西给钱,不象国民党军队,更不象土匪。于是,就和大哥余佑江约了当地两名穷孩子参加了。我那时才14岁,当晚参加了打马池的战斗。开始编在先锋队,班长赵国祯,队长是何振亚的已故妻子邓氏的哥哥邓泽生。他把我介绍给何振亚当勤务员,一直到甘肃省庆阳地区的王菜园,我才到了宣传队。

(一)军长何振亚

我参军后,大家都把何振亚叫何指挥。后来成立陕南抗日第一军后,大家才叫他何军长。

何振亚是陕西省汉阴县龙王沟(解放后属宁陕县)人,家有父亲(双目失明)、母亲、爱人邓氏已病故,抛下一个小男孩由奶奶抚养。汉阴县城里有个未婚妻(通过内线有书信来往)。

部队有一次路过何振亚的家,我看了一下,他的家是在一个半坡上,有5间瓦房,年久失修,有的瓦都掉了,门口杂草丛生,门锁着,周围都是荒地。

何振亚的母亲被汉阴县当局抓走。他的未婚妻通过内线来信说,老人家已由汉阴押解安康,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和痛苦,问怎么办?何振亚回信说:敌人拿我母亲作人质,逼我投降,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母亲被他们折磨死,倒是可能的。

不久,部队由南往北开,路过一家打谷场,突然跑来一个4岁多的男孩子,抱住了何振亚的腿,原来是何的侄子。何振亚把他抱起来亲了又亲,又与双目失明的父亲说了几句话,放下小孩随部队走了。好不容易与亲人见上一面,一点什么也没给,小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也忍不住掉下眼泪。何振亚很穷,穿的还是保安队那套衣服,身上从来不装一个钱。

部队到两河时,何振亚的妻兄邓泽生,撬了老百姓的箱子(因为他打战士,撤了队长职务,在便衣队当队员),何振亚马上命令一支队去逮捕,邓泽生跑了,结果又被泰山庙民团莫团总逮住杀了。

何振亚的警卫员火娃子有病,安置到老百姓家休养,病好后他迟迟不归队,拦路抢劫。老百姓报告给我们侦察员。没过多久,火娃子回来了,第二天何振亚就叫七支队把他处决了。

部队到彭家山,何振亚观察地形,路过三支队,到屋里看到墙上挂着羊腿、猪腿,还有几块腊肉没有动,屋内屋外扫得干干净净。他十分满意,第二天出发前,在集合场上表扬了这个队。

何振亚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部队驻下以后,他带着警卫员到各队看战士们吃饭没有,晚上又叫大家烧水洗脚,然后再查岗哨。因为部队驻的分散,他得好长时间才能和我们一块儿睡觉。有一次在手扒崖,房东老太太给何振亚安置铺。他看到对面床上姑娘、媳妇、老太太挤在一起,便又和我们睡在草铺上。老太大对他说:振亚呀,给你铺好床去睡吧,要是冻病了,咋带兵呀!过了几天,部队到宁陕贾家营,一个老大爷看见何振亚穿的很单薄,又感冒了,就把身上穿的破棉袍脱下来叫他穿。直到沈继虞(沈敏)在西安给他买了件黑大衣,才派侦察员把这长棉袍给老大爷送回去,又给了两块银元。

何振亚对我的思想教育总不放过机会。1937年过春节,部队来到汉阴酒店垭,老百姓门口都贴着门神、对联。我对何振亚说:何军长,现在过年啦,我的意见是休息一天,买条猪吧。他说:年是有钱人过的,地主过年杀猪、宰羊、熬糖、蒸酒;穷人过年是上刀山,连包谷汤都吃不上。地主逼租逼债,没有钱给,就要拖下河喝水。他谈到这里,我伤心地哭了。他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也被人家拖过。父亲在世时借了董家财主八斗包谷,后来不知怎么算成100块银元。19359月,狗腿子到我家要钱。没有钱给,他们把我妈痛打了一顿,把绳子套在我的脚胫上往河里拖。我全身泡在水里,背上拖掉一块皮。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家河边四石稞的田和三间草房的文约交给人家。我家破产了,我和大哥参军,我妈带着弟弟妹妹要饭,在我父亲坟前搭个草棚落脚。何振亚听了我的话,鼓励我你好好干,总有出头的日子。这次谈话对我鼓舞很大,使我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每到个地方,只要休息条件好一点,没有敌情,何振亚总是要给我们讲社会上的情况,我们听,房东百姓也听。一次他谈到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10家共用1把菜刀,3个人不能在一块说话,中青年男人都弄到煤矿去挖煤,挖出来的煤都是人背,井下遇到塌方,人就埋在里面。年轻妇女没有人身保证,随时都会遭到奸污。日本人杀中国人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房东说,日本鬼子会不会打到这里来,何振亚说;如果不抵抗是会打来的。有时他也谈苏联如何好,不仅是老百姓听了感到新鲜,我们也从未听到过,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国家,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

(二)在曲折中发展

在陕南游击纵队时期,这支部队相当复杂,要领导好是很不容易的。何振亚如何领导这支部队?我知道有下述一些情况:

1936年,红七十四师的五、六团和独立团都在陕南打游击。何振亚和这3个团都有联系,特别是和独立团联系最密切。为什么没有接受红军的直接领导和改编呢?这是因为遭到大队长苗鸿鑫的坚决反对。苗鸿鑫穿一身灰色军官服,戴着礼帽,十分威严,主张部队壮大到一定规模,等待招安投敌。何振亚同他争论了许多次,一直说服不了他,便在一个晚上叫特务队把他活埋了,地点在离穆王坪一两里处。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何振亚给大家讲话:我和苗鸿鑫大队长关于我们部队要走的道路问题,争论始终统一不起来。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命运问题。他要走,我就送他走了。在清除苗以前,苗穿了一件很好的狐皮袍子,有人要拿下来,何振亚不同意,说:还是让他穿着吧!

不久,李伯亭来了。李伯亭来的时候正下大雪。当时,我们们正往安康的王家坪走,走了一夜,翻了一座大山。李伯亭带的20多人一直悄悄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王家坪刚驻下,李伯亭的联络员来说:李伯亭带着部队随后就到。何振亚带了几个人去迎接。李伯亭穿绿色军官服,披一件青绒大衣,戴着礼帽,是个美男子。跟随他同来的一个人,比李伯亭要高要胖一点,长瓜子脸,也是相当漂亮的。后来不见这个人,可能是走了。

这时,游击纵队发展到5个队:即一、二、三队和先锋队、特务队。队长有刘炎德、张孝德(二队队长)、苟树林、晏盛明、张英才(特务队队长)、陈麻子(陈汉杰)。先锋队是押土豪的,没有多少枪。

部队先后被收编两次:第一次在镇安县境内,未谈判成而告吹。第二次地点在汉阴县龙王沟以东地区。安康专员魏席儒派了汉阴两个老绅士来谈判。何振亚同意收编,条件是部队驻的地方由我们选择。具体谈判过程我不清楚。这是何振亚用的计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弄到敌人的枪械子弹。谈判成功后编为特务大队,委任何振亚为特务大队大队长,李伯亭为大队附。部队没有被收编以前,大约有500来人。安康当局限额为300人。多余的人出去活动。我们给安康当局上报只说部队有300人。

在派人出去活动问题上,何振亚和李伯亭发生了争执。在汉阴南山脚下距涧池不远的地方,李伯亭问何振亚:安康当局限额和我们现在人员差额很大,多余的人怎么办?”何振亚说:我们部队不是人多,而是人少,还要扩大。现在国家形势很危险,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我们不能给国民党当看家狗,更不能替他们当炮灰。李伯亭说:你准备再起一次义?”何振亚说:是的,我们要抗日,要革命,这特务大队嘛,是过渡时期。至于人数就按限额办,多余的派出去。李伯亭很沉着,没有表露声色。当研究派出部队的时候,李伯亭坚持要沈继林带一个队(沈原在沈玺亭团当过连长);另由苟树林带一个队,李春茂带一个队。沈连长是李伯亭的亲信,拉过杆子,他带的那个队,都是由他提出要的,老战士也有,其中就有我的胞兄余佑江。事后,何振亚与徐海山交谈。何说:李大队附把沈连长塞进去,这里面有问题。徐说:我估计有两点:一、他可能要到安康告密,沈连长是最好的证人;那样,这个大队长就是他的了。二、他要是看到势头不对,就要跑,沈连长那里就是他的基地。何振亚说:对,是这样。徐海山比李伯亭来的迟一些。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军需(过去在旧军队干过,后来当了叛徒)

不久,我们奉命开到离安康城有20里的地方。魏席儒的副官还来讲过话。我们在这里驻了将近1个月。当时何振亚还派人到石泉、镇巴、紫阳等地活动。李伯亭就是自告奋勇从这里到安康七中去的,说是找朋友进行活动,去后就被安康专署以反政府的罪名枪毙了。安康专署枪毙了李伯亭,这个奥秘,我不理解。李伯亭死后第二天,晏盛明队长说:前进的道路完全扫清。李伯亭死在19364月下旬。我们5月初向东镇出发。行军途中,苟树林、李春茂两个队都回来了,只有沈连长不回来,在镇巴投敌缴枪。老战士们大都跑回来了,也有我哥余佑江。

(三)再次起义

我们到了东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练爬山,队长以上干部开会多,尤其是沈敏、杜瑜华、杨江来了后,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大问题:

一、统一了起义的思想认识。先干部后士兵,干部是开会讨论,当兵的由何振亚亲自一个一个审查。临到审查我,何振亚说,现在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他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打共产党,日本鬼子一枪没打就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现在又大举向华北进攻,要进一步灭亡全中国,我们的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我问:啥是亡国奴呀?”他说,就跟牛马样不当人,说杀就杀掉。你怎么办?”我说:要打日本鬼子,要打蒋介石。他又问我: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你准备干啥?”,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笑着一挥手。我敬个礼走了。

二、宣传问题。宣传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起义后,我是少先队员,仍然是勤务兵。部队每到一个集镇,我和其他队员就召集群众开会,由沈敏给大家讲话。然后我们在街头摆一个桌子,放上大碗茶,根据宣传品的内容,向过往行人宣传,请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听讲。

三、统一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战术。干部在讨论中都认为,我们再次起义,国民党必然要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仗是有打的。何振亚讲:我们要避免与强敌作战,打击对象是保安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找他们薄弱的地方打。侦察工作很重要,侦察队要加强,了解情况就不挨打了!把便衣队建立起来,捉地主、团总要靠便衣队。地主老财的情况要靠侦察队去了解,然后便衣队才去抓

四、成立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徐海山担任,宣传科长由沈敏担任。各支队规定有指导员(当时还未配备)。沈敏、杜瑜华、杨江是部队到东镇以后才来的。他们来的正是时候,为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宣传品都是他们刻印的。宣传工具主要有油印机、油墨、颜色、纸张、写大字标语的桶。

在准备起义之前,还成立了少先队。开始由杜瑜华负责,后来是杜超当队长。杜超牺牲后,由姓周的当队长(后听说有病走了)。少先队有3个班,30多人,年龄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1936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何振亚派吴总务长(汉阴南山吴家院子人)去安康领子弹,说我们剿匪消耗了不少子弹。安康当局回答:你们打了多少子弹,把子弹壳亮出来,我们给补充。吴总务长回来向何振亚汇报。过了两天,何振亚下令逮捕了东镇联保主任邹希文父子二人,并把魏席儒派来的副官监视起来。我们押的邹希文父子,对我们的行动很怀疑。部队到东镇以后,邹希文以借支应为名向群众摊派,大捞了一把。他的大儿子是个烟鬼,二儿子仗势欺人,周围年轻妇女他都欺侮,没人敢问。这一切何振亚调查得很清楚。部队拔营南下,在距安康约50里路的茨沟一个大庙里驻下。第二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中午吃大肉,很丰盛。下午一点多钟到大庙地坝集合,何振亚宣布:我们起义了!从今天起,我们部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陕南抗日第一军,不再是国民党的看家狗了。接着他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下令让大家把青天白日帽徽、臂章统统拔掉。他和徐海山把武装带也甩了。我们砍断电话线,部队向南出发。走了二里多路,把安康当局派来的副官杀了。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来到大庙时看到的,他收的捐款也被我们没收了。晚上约十点钟,部队到了五里铺;没有敌人,没有打枪,只是贴了布告和宣传品,墙上写了大字标语。杀了邹希文父子,部队就向北山出发。起义以后部队出现了一些问题。原三中队队长陈麻子(汉杰)叛变,把队伍拉跑了。在山区,单家独户,队伍驻的分散,陈麻子叛变,其他支队不知道,军部也不知道,直到晚上通讯员下通知,才发觉原三中队不见了。原来陈麻子造谣说有敌情,把队伍拉走了。第二天上午,带走的战士和其他干部发现不对头,质问陈麻子:你把我们往哪里带?你想干什么?”部队不走。陈麻子一个人逃跑,部队又回来了。对这个问题,何振亚非常沉着冷静,对回来的人表示欢迎。过了一个月,他经过秘密调查,了解到回来的李春茂搞阴谋;还有一个是安康保卫团副团长王杰三派来的奸细,便把他俩给杀了。

(四)陕南抗日第一军的主要活动

第二次起义后,部队的主要活动,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四次仗:

次,农历七月份,在离我家只有15里路的太平寨。上面住有寨主和民团。我军上午九点钟到达寨子对面的三官庙,给寨主写信,要多少米,多少条猪,多少银元。寨主说:你们打开了寨子要啥有啥。何振亚下令各支队准备云梯,十一点把寨子包围住,十二点就破了。寨里的土炮打伤了我们十来个人,我们把民团都杀光了。弄的元宝、银元、粮食挑了20多担。老人、儿童、妇女受到保护,在烧房子之前都放出来了。半夜出发西进,天明到云雾山的八面坡时,又和敌四十九师遭遇了。我们和敌人打了十来分钟。何振亚一观察只有一个连的敌人,他就马上下令把敌人包围,并叫各支队快派人出去做饭吃。那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是缺粮户,我们买的土豆、老南瓜、四季豆,没油没盐做了好多桶。我们吃饱了,敌人还饿着呢。中午十二点就打开了,当我们正在紧缩包围圈发起攻击的时候,敌人的援兵来了,远看一条灰杠,源源不断地向我方跑步前进,何振亚下令马上撤退。这次我们没有取胜,倒把刘炎德支队长牺牲了。

第二次,农历九月初我们又回到东镇。第二天上午,敌人一团的兵力到了。我们五支队掩护部队撤退,阻击了二十多分钟,敌人占领了东镇也没有再追。少先队长杜超,由于路径不熟,走错了路,不幸被敌俘虏牺牲。

第三次,是迷峰岭战斗。我军到洋县距迷峰岭有30里路一个大镇子。我们下午大约三点多钟到达这个镇上,喝了水,休息了半个钟头。就在休息的过程中,何振亚带各支队长和侦察兵在镇子上观察周围的地形。随后我们部队往前只走了20里路,驻到迷峰岭半山腰。下午敌人来驻在这个镇上,是五十一师一个连。半夜何振亚带了两个支队去袭击。岗哨都报销了,事先潜伏的一名侦察员真勇敢!他悄悄摸到大门口(大门口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架着机枪对着街口),照着机枪射手脸上就是一拳,接着又是一刀,敌人没有吭声就完了,机枪拿过来了。我们的部队分路冲进各院,就是一阵子手榴弹。等敌人惊醒过来,只顾争相逃命,跑出街上又碰上我掩护部队的扫射,一下子把那个连打散了。我们得了10箱手榴弹,死人身上的枪支弹药都拾走了。得胜回营后马上就吃饭,四点钟出发,天将明我们到了迷峰岭。不到二十分钟,我们阵地前枪响了,因为遍山都是灌木,看不清敌人。根据敌人拉开的战线看是两个团的兵力。这个仗不能打,我们抵抗了一阵,看地形不利就撤退了。这两天这股敌人分多路前堵后追,可是他们走大路,我们不走大路,爬了几座大山,走了一夜一天,到了江口镇,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第四次,是在宁陕以东,天下着大雨,敌人一个团追来了。我一支队掩护部队撤退,打了一阵子,部队安全撤退了,可是把我们的生丝叫敌人弄走了。当时一发生敌情,民夫都跑了,部队要抢占山头,就把物资丢了,这是我们全军准备做冬衣的资本。

此外我们还打过四次保安队,一次在洋县,一次在两河,一次在手扒崖以东的六里沟,一次是打王杰三的弟弟王普三。这四次我们都取胜了,总共得了60来条枪。我们打的方法是远距离奔袭,走一天一夜,到天明时结束战斗。敌方王杰三的两个弟弟,被红七十四师独立团打死1个,被我们杀了1个。消灭王普三保安队是在安康大河口不远的地方。这次战斗,他带的20多个兵全部当了俘虏,里面一姓毛的号兵留下来了,后来到山西抗日在张店战斗中牺牲。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虽然人数不多,不到1000人,但是在陕南的影响是很大的,她高举抗日的旗帜,部队纪律很好。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逐渐增多了,各队指导员有了,做民运工作的有了,政治部、供给部的干部也充实了,军事、政治工作加强了。

第二次起义后我们和红七十四师会合了四次。头一次是我们从东镇出来不到两个星期,来到大河口刚驻下,红军来了四个干部,三个警卫员。干部中一个满脸大麻子,红光满面中等个子的人,和何振亚谈话时间很长。我们不敢靠近,倒罢茶就离开。第二次在龙王沟。第三、第四次是何振亚去开会,时间都很长,地名记不得了。

我们也和红七十四师发生过两次误会。第二次起义后,1936916日,我们在汉阴的老东边(即安康县枧沟),红七十四师独立团和我们发生了误会。那天,供给部的洪九畴和一位同志走在部队前头联系给养,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突然一个哨兵问:你们是干啥的?”那位同志扭头就跑,被一枪打死了。洪九畴没有跑,他看见哨兵的帽徽上有红五角星,就说:我们是陕南抗日第一军。这样才知道是自己人。当天,独立团向我们道歉,买了一付棺材把供给部那位同志安埋了,并给抗日第一军200元钱以安慰其家属。再一次就是红七十四师收编的宋登贤部,在11月误杀了杨江等人。事后我们到宁陕沙沟,宋登贤来我军部对何军长表示道歉!何振亚叫拿茶来,我不理。事后我报怨说,他抢走了我们的望远镜,活埋了我们的同志,我恨不得照他头上一闷棒打死他。何振亚批评我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啥!人家拥护共产党,主张抗日,大方向是好的,是我们的友军。抢东西活埋人,是他的军师李老师搞的,已被红独立团枪毙了。

八、九月间,我们在镇安和汉阴交界处,还收编过一支土匪队伍,有六七人,编入五支队。那个土匪队长当副支队长,后来在迷峰岭战斗中牺牲了。

农历十一月间,我们去离子午口大约有百余里的地方,准备接沈继刚起义的一连人,结果只接到沈继刚等5个人。部队转来在龙王沟集合,何振亚说了欢迎沈的讲话。六七天后,部队快到汉阴地界,何振亚发给沈继刚3支枪(一支步枪,一支六轮子,一只马拐子)。以后沈继刚他们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93771,处理被捉来的地主老财和团总,何振亚对他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停止内战。我们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今天放你们回去,每人给你们5块银元作路费,有几个老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处理罢地主,紧接着奉命出山。部队急行军由汉阴出发,到蓝田没有追上红十五军团,又走了两天一夜赶到了礼泉县,终于和红十五军团会合了。部队出山时,有1000余人,途中走散了一些,到会合时只有六、七百人。当时已是春节,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何振亚,给每人发了一套东北军穿的棉衣、棉帽和双梁鞋。

过完春节,我们随红十五军团浩浩荡荡往甘肃庆阳进发。到了甘肃庆阳,军团部驻驿马关,我们驻王菜园。十五军团正式命名我部为军团部的警卫团,派李雪三任政治委员,派红大学生到警卫团各连任连长、指导员。我们原来的干部到红大学习。

到了王菜园以后,何振亚的工作是很忙的。部队进行军事训练,重点是射击、刺杀、投弹、军事学习,晚上还要进行紧急集合。李政委对干部的理论学习抓得很紧。何振亚对理论学习更是积极。1937年初夏,何振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愧为是我们党的好党员。


责任编辑:admin

相关文章

  • ·没有相关文章

相关专题

  • ·专题1信息无
  • ·专题2信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