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石泉县后池河香炉沟人。1936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下午，何振亚率领的陕南游击纵队在迎丰街上宣传。我听他门讲反对剥削压迫，看到买东西给钱，不象国民党军队，更不象土匪。于是，就和大哥余佑江约了当地两名穷孩子参加了。我那时才14岁，当晚参加了打马池的战斗。开始编在先锋队，班长赵国祯，队长是何振亚的已故妻子邓氏的哥哥邓泽生。他把我介绍给何振亚当勤务员，一直到甘肃省庆阳地区的王菜园，我才到了宣传队。

（一）军长何振亚

我参军后，大家都把何振亚叫何指挥。后来成立陕南抗日第一军后，大家才叫他何军长。

何振亚是陕西省汉阴县龙王沟(解放后属宁陕县)人，家有父亲（双目失明）、母亲、爱人邓氏已病故，抛下一个小男孩由奶奶抚养。汉阴县城里有个未婚妻（通过内线有书信来往）。

部队有一次路过何振亚的家，我看了一下，他的家是在一个半坡上，有5间瓦房，年久失修，有的瓦都掉了，门口杂草丛生，门锁着，周围都是荒地。

何振亚的母亲被汉阴县当局抓走。他的未婚妻通过内线来信说，老人家已由汉阴押解安康，在狱中受尽了折磨和痛苦，问怎么办？何振亚回信说：敌人拿我母亲作人质，逼我投降，这是不可能的事。我母亲被他们折磨死，倒是可能的。

不久，部队由南往北开，路过一家打谷场，突然跑来一个4岁多的男孩子，抱住了何振亚的腿，原来是何的侄子。何振亚把他抱起来亲了又亲，又与双目失明的父亲说了几句话，放下小孩随部队走了。好不容易与亲人见上一面，一点什么也没给，小孩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也忍不住掉下眼泪。何振亚很穷，穿的还是保安队那套衣服，身上从来不装一个钱。

部队到两河时，何振亚的妻兄邓泽生，撬了老百姓的箱子（因为他打战士，撤了队长职务，在便衣队当队员)，何振亚马上命令一支队去逮捕，邓泽生跑了，结果又被泰山庙民团莫团总逮住杀了。

何振亚的警卫员火娃子有病，安置到老百姓家休养，病好后他迟迟不归队，拦路抢劫。老百姓报告给我们侦察员。没过多久，火娃子回来了，第二天何振亚就叫七支队把他处决了。

部队到彭家山，何振亚观察地形，路过三支队，到屋里看到墙上挂着羊腿、猪腿，还有几块腊肉没有动，屋内屋外扫得干干净净。他十分满意，第二天出发前，在集合场上表扬了这个队。

何振亚的生活是很艰苦的，部队驻下以后，他带着警卫员到各队看战士们吃饭没有，晚上又叫大家烧水洗脚，然后再查岗哨。因为部队驻的分散，他得好长时间才能和我们一块儿睡觉。有一次在手扒崖，房东老太太给何振亚安置铺。他看到对面床上姑娘、媳妇、老太太挤在一起，便又和我们睡在草铺上。老太大对他说：“振亚呀，给你铺好床去睡吧，要是冻病了，咋带兵呀！”过了几天，部队到宁陕贾家营，一个老大爷看见何振亚穿的很单薄，又感冒了，就把身上穿的破棉袍脱下来叫他穿。直到沈继虞(沈敏)在西安给他买了件黑大衣，才派侦察员把这长棉袍给老大爷送回去，又给了两块银元。

何振亚对我的思想教育总不放过机会。1937年过春节，部队来到汉阴酒店垭，老百姓门口都贴着门神、对联。我对何振亚说：“何军长，现在过年啦，我的意见是休息一天，买条猪吧。”他说：“年是有钱人过的，地主过年杀猪、宰羊、熬糖、蒸酒；穷人过年是上刀山，连包谷汤都吃不上。地主逼租逼债，没有钱给，就要拖下河喝水。”他谈到这里，我伤心地哭了。他问我：“你哭什么?”我说：“我也被人家拖过。父亲在世时借了董家财主八斗包谷，后来不知怎么算成100块银元。1935年9月，狗腿子到我家要钱。没有钱给，他们把我妈痛打了一顿，把绳子套在我的脚胫上往河里拖。我全身泡在水里，背上拖掉一块皮。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把我家河边四石稞的田和三间草房的文约交给人家。我家破产了，我和大哥参军，我妈带着弟弟妹妹要饭，在我父亲坟前搭个草棚落脚。”何振亚听了我的话，鼓励我“你好好干，总有出头的日子。”这次谈话对我鼓舞很大，使我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每到—个地方，只要休息条件好一点，没有敌情，何振亚总是要给我们讲社会上的情况，我们听，房东百姓也听。一次他谈到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10家共用1把菜刀，3个人不能在一块说话，中青年男人都弄到煤矿去挖煤，挖出来的煤都是人背，井下遇到塌方，人就埋在里面。年轻妇女没有人身保证，随时都会遭到奸污。日本人杀中国人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房东说，日本鬼子会不会打到这里来，何振亚说；如果不抵抗是会打来的。有时他也谈苏联如何好，不仅是老百姓听了感到新鲜，我们也从未听到过，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国家，对我们起了鼓舞作用。

（二）在曲折中发展

在陕南游击纵队时期，这支部队相当复杂，要领导好是很不容易的。何振亚如何领导这支部队?我知道有下述一些情况：

1936年，红七十四师的五、六团和独立团都在陕南打游击。何振亚和这3个团都有联系，特别是和独立团联系最密切。为什么没有接受红军的直接领导和改编呢?这是因为遭到大队长苗鸿鑫的坚决反对。苗鸿鑫穿一身灰色军官服，戴着礼帽，十分威严，主张部队壮大到一定规模，等待招安投敌。何振亚同他争论了许多次，一直说服不了他，便在一个晚上叫特务队把他活埋了，地点在离穆王坪一两里处。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何振亚给大家讲话：“我和苗鸿鑫大队长关于我们部队要走的道路问题，争论始终统一不起来。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命运问题。他要走，我就送他走了。”在清除苗以前，苗穿了一件很好的狐皮袍子，有人要拿下来，何振亚不同意，说：“还是让他穿着吧！”。

不久，李伯亭来了。李伯亭来的时候正下大雪。当时，我们们正往安康的王家坪走，走了一夜，翻了一座大山。李伯亭带的20多人一直悄悄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王家坪刚驻下，李伯亭的联络员来说：“李伯亭带着部队随后就到。”何振亚带了几个人去迎接。李伯亭穿绿色军官服，披一件青绒大衣，戴着礼帽，是个美男子。跟随他同来的一个人，比李伯亭要高要胖一点，长瓜子脸，也是相当漂亮的。后来不见这个人，可能是走了。

这时，游击纵队发展到5个队：即一、二、三队和先锋队、特务队。队长有刘炎德、张孝德(二队队长)、苟树林、晏盛明、张英才(特务队队长)、陈麻子(陈汉杰)。先锋队是押土豪的，没有多少枪。

部队先后被收编两次：第一次在镇安县境内，未谈判成而告吹。第二次地点在汉阴县龙王沟以东地区。安康专员魏席儒派了汉阴两个老绅士来谈判。何振亚同意收编，条件是部队驻的地方由我们选择。具体谈判过程我不清楚。这是何振亚用的计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弄到敌人的枪械子弹。谈判成功后编为特务大队，委任何振亚为特务大队大队长，李伯亭为大队附。部队没有被收编以前，大约有500来人。安康当局限额为300人。多余的人出去活动。我们给安康当局上报只说部队有300人。

在派人出去活动问题上，何振亚和李伯亭发生了争执。在汉阴南山脚下距涧池不远的地方，李伯亭问何振亚：“安康当局限额和我们现在人员差额很大，多余的人怎么办?”何振亚说：“我们部队不是人多，而是人少，还要扩大。现在国家形势很危险，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我们不能给国民党当看家狗，更不能替他们当炮灰。”李伯亭说：“你准备再起一次义?”何振亚说：“是的，我们要抗日，要革命，这特务大队嘛，是过渡时期。至于人数就按限额办，多余的派出去。”李伯亭很沉着，没有表露声色。当研究派出部队的时候，李伯亭坚持要沈继林带一个队(沈原在沈玺亭团当过连长)；另由苟树林带一个队，李春茂带一个队。沈连长是李伯亭的亲信，拉过杆子，他带的那个队，都是由他提出要的，老战士也有，其中就有我的胞兄余佑江。事后，何振亚与徐海山交谈。何说：“李大队附把沈连长塞进去，这里面有问题。”徐说：“我估计有两点：一、他可能要到安康告密，沈连长是最好的证人；那样，这个大队长就是他的了。二、他要是看到势头不对，就要跑，沈连长那里就是他的基地。”何振亚说：“对，是这样。”徐海山比李伯亭来的迟一些。他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和一个军需(过去在旧军队干过，后来当了叛徒)。

不久，我们奉命开到离安康城有20里的地方。魏席儒的副官还来讲过话。我们在这里驻了将近1个月。当时何振亚还派人到石泉、镇巴、紫阳等地活动。李伯亭就是自告奋勇从这里到安康七中去的，说是找朋友进行活动，去后就被安康专署以反政府的罪名枪毙了。安康专署枪毙了李伯亭，这个奥秘，我不理解。李伯亭死后第二天，晏盛明队长说：“前进的道路完全扫清。”李伯亭死在1936年4月下旬。我们5月初向东镇出发。行军途中，苟树林、李春茂两个队都回来了，只有沈连长不回来，在镇巴投敌缴枪。老战士们大都跑回来了，也有我哥余佑江。

（三）再次起义

我们到了东镇，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练爬山，队长以上干部开会多，尤其是沈敏、杜瑜华、杨江来了后，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大问题：

一、统一了起义的思想认识。先干部后士兵，干部是开会讨论，当兵的由何振亚亲自一个一个审查。临到审查我，何振亚说，“现在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他把东北军调进关内打共产党，日本鬼子一枪没打就侵占了我国东三省，现在又大举向华北进攻，要进一步灭亡全中国，我们的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我问：“啥是亡国奴呀?”他说，“就跟牛马—样不当人，说杀就杀掉。你怎么办?”我说：“要打日本鬼子，要打蒋介石。”他又问我：“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你准备干啥?”，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笑着一挥手。我敬个礼走了。

二、宣传问题。宣传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起义后，我是少先队员，仍然是勤务兵。部队每到一个集镇，我和其他队员就召集群众开会，由沈敏给大家讲话。然后我们在街头摆一个桌子，放上大碗茶，根据宣传品的内容，向过往行人宣传，请他们一边喝茶，一边听讲。

三、统一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战术。干部在讨论中都认为，我们再次起义，国民党必然要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仗是有打的。何振亚讲：“我们要避免与强敌作战，打击对象是保安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找他们薄弱的地方打。侦察工作很重要，侦察队要加强，了解情况就不挨打了！把便衣队建立起来，捉地主、团总要靠便衣队。地主老财的情况要靠侦察队去了解，然后便衣队才去抓”。

四、成立政治部。政治部主任由徐海山担任，宣传科长由沈敏担任。各支队规定有指导员(当时还未配备)。沈敏、杜瑜华、杨江是部队到东镇以后才来的。他们来的正是时候，为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宣传品都是他们刻印的。宣传工具主要有油印机、油墨、颜色、纸张、写大字标语的桶。

在准备起义之前，还成立了少先队。开始由杜瑜华负责，后来是杜超当队长。杜超牺牲后，由姓周的当队长(后听说有病走了)。少先队有3个班，30多人，年龄小的只有十四五岁。

1936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何振亚派吴总务长(汉阴南山吴家院子人)去安康领子弹，说我们剿匪消耗了不少子弹。安康当局回答：“你们打了多少子弹，把子弹壳亮出来，我们给补充。”吴总务长回来向何振亚汇报。过了两天，何振亚下令逮捕了东镇联保主任邹希文父子二人，并把魏席儒派来的副官监视起来。我们押的邹希文父子，对我们的行动很怀疑。部队到东镇以后，邹希文以借支应为名向群众摊派，大捞了一把。他的大儿子是个烟鬼，二儿子仗势欺人，周围年轻妇女他都欺侮，没人敢问。这一切何振亚调查得很清楚。部队拔营南下，在距安康约50里路的茨沟一个大庙里驻下。第二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中午吃大肉，很丰盛。下午一点多钟到大庙地坝集合，何振亚宣布：“我们起义了!从今天起，我们部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陕南抗日第一军，不再是国民党的看家狗了。”接着他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下令让大家把青天白日帽徽、臂章统统拔掉。他和徐海山把武装带也甩了。我们砍断电话线，部队向南出发。走了二里多路，把安康当局派来的副官杀了。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来到大庙时看到的，他收的捐款也被我们没收了。晚上约十点钟，部队到了五里铺；没有敌人，没有打枪，只是贴了布告和宣传品，墙上写了大字标语。杀了邹希文父子，部队就向北山出发。起义以后部队出现了一些问题。原三中队队长陈麻子(汉杰)叛变，把队伍拉跑了。在山区，单家独户，队伍驻的分散，陈麻子叛变，其他支队不知道，军部也不知道，直到晚上通讯员下通知，才发觉原三中队不见了。原来陈麻子造谣说有敌情，把队伍拉走了。第二天上午，带走的战士和其他干部发现不对头，质问陈麻子：“你把我们往哪里带?你想干什么?”部队不走。陈麻子一个人逃跑，部队又回来了。对这个问题，何振亚非常沉着冷静，对回来的人表示欢迎。过了一个月，他经过秘密调查，了解到回来的李春茂搞阴谋；还有一个是安康保卫团副团长王杰三派来的奸细，便把他俩给杀了。

（四）陕南抗日第一军的主要活动

第二次起义后，部队的主要活动，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四次仗：

第—次，农历七月份，在离我家只有15里路的太平寨。上面住有寨主和民团。我军上午九点钟到达寨子对面的三官庙，给寨主写信，要多少米，多少条猪，多少银元。寨主说：你们打开了寨子要啥有啥。何振亚下令各支队准备云梯，十一点把寨子包围住，十二点就破了。寨里的土炮打伤了我们十来个人，我们把民团都杀光了。弄的元宝、银元、粮食挑了20多担。老人、儿童、妇女受到保护，在烧房子之前都放出来了。半夜出发西进，天明到云雾山的八面坡时，又和敌四十九师遭遇了。我们和敌人打了十来分钟。何振亚一观察只有一个连的敌人，他就马上下令把敌人包围，并叫各支队快派人出去做饭吃。那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是缺粮户，我们买的土豆、老南瓜、四季豆，没油没盐做了好多桶。我们吃饱了，敌人还饿着呢。中午十二点就打开了，当我们正在紧缩包围圈发起攻击的时候，敌人的援兵来了，远看一条灰杠，源源不断地向我方跑步前进，何振亚下令马上撤退。这次我们没有取胜，倒把刘炎德支队长牺牲了。

第二次，农历九月初我们又回到东镇。第二天上午，敌人一团的兵力到了。我们五支队掩护部队撤退，阻击了二十多分钟，敌人占领了东镇也没有再追。少先队长杜超，由于路径不熟，走错了路，不幸被敌俘虏牺牲。

第三次，是迷峰岭战斗。我军到洋县距迷峰岭有30里路一个大镇子。我们下午大约三点多钟到达这个镇上，喝了水，休息了半个钟头。就在休息的过程中，何振亚带各支队长和侦察兵在镇子上观察周围的地形。随后我们部队往前只走了20里路，驻到迷峰岭半山腰。下午敌人来驻在这个镇上，是五十一师一个连。半夜何振亚带了两个支队去袭击。岗哨都报销了，事先潜伏的一名侦察员真勇敢！他悄悄摸到大门口（大门口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架着机枪对着街口），照着机枪射手脸上就是一拳，接着又是一刀，敌人没有吭声就完了，机枪拿过来了。我们的部队分路冲进各院，就是一阵子手榴弹。等敌人惊醒过来，只顾争相逃命，跑出街上又碰上我掩护部队的扫射，一下子把那个连打散了。我们得了10箱手榴弹，死人身上的枪支弹药都拾走了。得胜回营后马上就吃饭，四点钟出发，天将明我们到了迷峰岭。不到二十分钟，我们阵地前枪响了，因为遍山都是灌木，看不清敌人。根据敌人拉开的战线看是两个团的兵力。这个仗不能打，我们抵抗了一阵，看地形不利就撤退了。这两天这股敌人分多路前堵后追，可是他们走大路，我们不走大路，爬了几座大山，走了一夜一天，到了江口镇，把敌人甩得远远的。

第四次，是在宁陕以东，天下着大雨，敌人一个团追来了。我一支队掩护部队撤退，打了一阵子，部队安全撤退了，可是把我们的生丝叫敌人弄走了。当时一发生敌情，民夫都跑了，部队要抢占山头，就把物资丢了，这是我们全军准备做冬衣的资本。

此外我们还打过四次保安队，一次在洋县，一次在两河，一次在手扒崖以东的六里沟，一次是打王杰三的弟弟王普三。这四次我们都取胜了，总共得了60来条枪。我们打的方法是远距离奔袭，走一天一夜，到天明时结束战斗。敌方王杰三的两个弟弟，被红七十四师独立团打死1个，被我们杀了1个。消灭王普三保安队是在安康大河口不远的地方。这次战斗，他带的20多个兵全部当了俘虏，里面一姓毛的号兵留下来了，后来到山西抗日在张店战斗中牺牲。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虽然人数不多，不到1000人，但是在陕南的影响是很大的，她高举抗日的旗帜，部队纪律很好。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逐渐增多了，各队指导员有了，做民运工作的有了，政治部、供给部的干部也充实了，军事、政治工作加强了。

第二次起义后我们和红七十四师会合了四次。头一次是我们从东镇出来不到两个星期，来到大河口刚驻下，红军来了四个干部，三个警卫员。干部中一个满脸大麻子，红光满面中等个子的人，和何振亚谈话时间很长。我们不敢靠近，倒罢茶就离开。第二次在龙王沟。第三、第四次是何振亚去开会，时间都很长，地名记不得了。

我们也和红七十四师发生过两次误会。第二次起义后，1936年9月16日，我们在汉阴的老东边（即安康县枧沟），红七十四师独立团和我们发生了误会。那天，供给部的洪九畴和一位同志走在部队前头联系给养，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突然一个哨兵问：“你们是干啥的?”那位同志扭头就跑，被一枪打死了。洪九畴没有跑，他看见哨兵的帽徽上有红五角星，就说：“我们是陕南抗日第一军。”这样才知道是自己人。当天，独立团向我们道歉，买了一付棺材把供给部那位同志安埋了，并给抗日第一军200元钱以安慰其家属。再一次就是红七十四师收编的宋登贤部，在11月误杀了杨江等人。事后我们到宁陕沙沟，宋登贤来我军部对何军长表示道歉！何振亚叫拿茶来，我不理。事后我报怨说，他抢走了我们的望远镜，活埋了我们的同志，我恨不得照他头上一闷棒打死他。何振亚批评我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啥！人家拥护共产党，主张抗日，大方向是好的，是我们的友军。抢东西活埋人，是他的军师李老师搞的，已被红独立团枪毙了。

八、九月间，我们在镇安和汉阴交界处，还收编过一支土匪队伍，有六七人，编入五支队。那个土匪队长当副支队长，后来在迷峰岭战斗中牺牲了。

农历十一月间，我们去离子午口大约有百余里的地方，准备接沈继刚起义的一连人，结果只接到沈继刚等5个人。部队转来在龙王沟集合，何振亚说了欢迎沈的讲话。六七天后，部队快到汉阴地界，何振亚发给沈继刚3支枪(一支步枪，一支六轮子，一只马拐子)。以后沈继刚他们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1937年7月1日，处理被捉来的地主老财和团总，何振亚对他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停止内战。我们根据共产党的政策，今天放你们回去，每人给你们5块银元作路费，有几个老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处理罢地主，紧接着奉命出山。部队急行军由汉阴出发，到蓝田没有追上红十五军团，又走了两天一夜赶到了礼泉县，终于和红十五军团会合了。部队出山时，有1000余人，途中走散了一些，到会合时只有六、七百人。当时已是春节，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热情地接待了何振亚，给每人发了一套东北军穿的棉衣、棉帽和双梁鞋。

过完春节，我们随红十五军团浩浩荡荡往甘肃庆阳进发。到了甘肃庆阳，军团部驻驿马关，我们驻王菜园。十五军团正式命名我部为军团部的警卫团，派李雪三任政治委员，派红大学生到警卫团各连任连长、指导员。我们原来的干部到红大学习。

到了王菜园以后，何振亚的工作是很忙的。部队进行军事训练，重点是射击、刺杀、投弹、军事学习，晚上还要进行紧急集合。李政委对干部的理论学习抓得很紧。何振亚对理论学习更是积极。1937年初夏，何振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愧为是我们党的好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