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押身工到打富济贫

我于1908年出生于甘肃省临洮县城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名苟树林，全家8口人，靠父亲一人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贫苦。

9岁时，父母亲和俩弟俩妹均染上伤寒病，无钱医治，相继过世，仅留下我哥和我两个人。当时，我俩尚小，无法独立生活，只好投靠叔父，给叔父干活和给庄上人家放牛羊，打猪草、干杂活度日。14岁那年，临洮县刘家巷张举人说我父亲在世时，在他煤窑做工的时候，借过他四两银子，要我给他做工抵还父债。从此，我便成了张举人家中的押身工。17岁时，有一天我往地里送饭，半路上失手把饭罐打破，我怕回去受到鞭打，便逃跑了，过着乞讨要饭的流浪生活。

我沿街流浪，沿途乞讨，食残羹、睡破庙，受尽歧视，历经苦难。我流浪经甘谷、天水、康县、略阳，走勉县、褒城、汉中、城固，顺汉江而下到了岚皋县城。1928年下半年，为了混饭吃，到县保安队当了兵。半年后，岚皋县城的土豪劣绅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和地位，发生了械斗。一时，硝烟弥漫，烽火连天。陈定安的民团兵强马壮，把县保安队打垮，我逃跑出来，到了安康县。

1929年11月，我在安康火石岩遇上邱正德，在他的杀富济贫思想影响下，合伙夺了保安队一杆枪，上山作起山大王。当时，张飞生、唐德楹等土匪恶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与邱正德和安康的刘某3人，日伏夜行，杀富济贫，活动在两河口、蕉家山、凤凰山、李家湾和桑镇一带，百姓对我们非常同情和支持，土豪劣绅则对我们恨之入骨。1930年末，我们发展到了50多人，有15条枪，自编为一个营。我任特务连连长。1931年3月，当地土豪劣绅请来国民党一营军队，猖狂地围剿我们。一天，我们被他们包围在蕉山寨上，据险坚守三天两夜。第三天夜里从寨崖上靠绳索突出了重围。队伍被打散，邱正德吐血回家。我负伤躲在李家湾和蕉山寨的贫苦农民家养伤。后来陈某叛变，邱正德被民团抓获，枭首于安康县的城门上。1931年8、9月间，我伤好后，参加了沈玺亭部队，在警卫营当通讯兵，后又转到三营七连当兵。

（二）逃出虎口，奔向革命

1932年，沈玺亭在平利开办军官教育班，我报名应考。没有文化，仅考了眼力、听力和军事操典动作，成绩都很好，被考取了，编在第二队第五班，何振亚（继周）任班长，我任副班长。

在军官教育班里，有许多有思想、有抱负、有文化的热血青年，看不惯黑暗社会里土豪劣绅、军阀官僚强取豪夺百姓的行径，他们投笔从戎，是为了铲除邪恶和改变黑暗的现状。我接触到这些青年，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影响。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是西北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宁都暴动，为人宽厚仁义。一队队长沈志刚北伐时在黄埔军校住过，比较开明。二队队长王力亚，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待人温文有礼。他们经常给学员灌输为人立身的道理，使我这个只知道杀富济贫的鲁莽人，懂得了正直作人的道理，也开始对革命道理有所了解，知道了共产党、马克思等真理。后来，在部队开往洋县，清查共产党嫌疑时，我偷偷地把被扣押的王力亚放走了。

在“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下，我们学员中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私下议论着国家兴亡大事，厌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赞扬共产党的抗日论点和主张。何振亚、沈启贤和我，还有徐海山、赵宏勋、沈继坤、孟子明、王万鑫、孙启庆、吕治平等经常聚会谈论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这期间，正值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正从平利县东路过。沈玺亭命令我所在的营去追击。我们赶到一个叫松杉河镇的小镇子，红三军早已过去了。看到红军秋毫无犯，百姓十分拥护，更坚定了我当红军的决心。在返回途中，我们准备兵变，把队伍拉出去，但听说红军在搞肃反，清“改组派”，杀起义反正的人，所以犹豫了。

1933年3月，我们这11个人，在平利县关帝庙聚会，秘密地组织了“抗日救国赤卫团”，还拟定八条宗旨，大意是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适当时机，带兵反正，投奔红军，或者象红军一样，搞个根据地，把根据地建成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规定遵守纪律，永不背叛。为了蒙蔽外界，我们说是结拜兄弟，喝血酒结盟。后来引起沈玺亭的怀疑，被沈启贤掩饰过去。由于打消了沈玺亭的疑虑，我们“赤卫团”的活动方便了，时常聚会，又谈关于红军、共产党的消息和主张，争论着“闹共产”的办法。1933年中，我们这些人从军官教育班毕业，分到沈玺亭团各连队，我在三营七连当排长。此后在两三年时间里，我们虽然经常碰头，研究兵变的办法，但由于当时党组织处在秘密情况下，我们很难与党取得联系，把大事耽误了。

1935年，沈玺亭团驻扎蓝田县，受命到柞水县打红七十四师。临出发前，我们决定兵变起事。行军路上，我对几个班长说：“这次出去，枪一响，都跟着我投奔红七十四师，当红军去。”几个班长都同意了。可是一到驻地，我却被抓了起来。原因是四班长成了叛徒，出卖了我。团部追查我，想牵出其他人，我一口咬定没说兵变的话。团部问其他人，都说不知道也没听说。我还故意对待我较好的副营长说：“我—个大字不识，只知道训练、打仗，哪知道什么红军，是哪个坏小子故意捉弄我？”团里才把我暂时押起来。第三天下午，何振亚和苗鸿鑫排长偷偷地跑来对我说：“再不搞就要暴露了。今晚兵变，我们来抢你，你做好准备。”我说：“准备什么?”何说：“我们来抢你，抢不走，就把你杀了，待我们革命成功”，给你立个碑。”

何振亚连驻在炮楼下，押我的二营在小峪口街道中间。这天夜里，我焦急万分，从晚饭后等到夜十二点，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凌晨二点看守兵偷偷地对我说：“跑了，跑了。”我才知道何振亚他们兵变成功。第二天，又得知何振亚他们劫狱未成，杀了连长，把队伍拉上了山。

我被押，形势发生突变，迫使何振亚等人下了决心。兵变成功，坏事变成好事。团部集合队伍返回蓝田，我被押在二营五连。何连长和王副连长与我私交尚可，绳索绑得不太紧。晚上八点多钟，队伍还未走到蓝田，恰巧下起大雪，纷纷扬扬，昏昏暗暗的。走到一块墓地边，我看地势复杂，是脱身的好机会，便借口要解手，得到王副连长批准，我走到道边蹲下，抹脱绳索，甩掉背包，一个箭步窜进蒿草丛生的墓地里，躲兵的老百姓一下惊乍起来跑开了。我趁混乱机会，从土崖子上纵身跳进沟里，顺沟跑进了对面山头。背后，枪声爆豆般炸响，我一口气跑过两座山头，脱离了险境。我在长安县引驾回南面山上一户农民家中吃了饭，换下军装，又急急忙忙赶往宁陕县。

宁陕县是“抗日赤卫团”商量兵变后落脚的地点，也是我们同宁陕县保安大队附莫清高联系，准备里应外合夺取作为根据地的地方。三天后，我到了宁陕县，被保安队当作红军探子抓了起来，有一位沈玺亭团的逃兵在此当差，过堂时他问我咋回事?我说：“当逃兵，想回家孝敬父母，走到这里被他们当红军探子抓了。”他表示同情，保我出来。第二天出狱后，我在城门口碰见孙启庆，他说何振亚带队伍在龙王沟山上，他进城是与莫清高联系，准备明晚里应外合打下宁陕县城。傍晚，我与孙启庆赶到龙王沟，编入三中队，后任三中队队长。

第二天晚上，我们把队伍拉到宁陕县，把城围起来，等待莫清高的信号。一夜没动静，队伍撤下来。第三天红七十四师攻克宁陕县。由于我们队伍与红七十四师相距较远，行动不便，未能取得联系。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围城时，莫清高和红七十四师的一位侦察员被县保安队杀害了。

我们撤到宁陕县火镰碥一带活动。过了年，去打石泉县马池镇。随后，部队活动到汉阴县铁佛寺时，最早兵变出来的张子新、王武林支队也前来会合了，有刘二友、罗坤山、邓从喜、王连荣和杨某等20多人。

（三）党领导走上康庄大道

1936年春，安康专员魏席儒派王副官来说情，要我们接受改编，汉阴县的一位大绅士也来做中间人。何振亚、刘炎德和我在火镰碥研究后，决定表面应付，暂时接受改编，渡过眼前困难。同时又决定让我带一部分队伍在外打游击，牵制敌人，寻找时机与党联系。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预防被敌一网打尽，如果发生意外，随时可以策应。何振亚带部队从涧池铺出发，经蒲溪、铁岭关，前往傅家河汪家台（即牛山庙所在地）休整。我带部分队伍前往火镰碥、鸳鸯池等地，进行牵制敌人的骚扰活动。

1936年4、5月，我带部队在紫阳、汉阴南部、凤凰山一带打游击。安康专署向何振亚提出异议，要求我部停止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队伍下凤凰山，把队伍交给了何振亚。王副官要何振亚把我交给他们处置。我避开了，与刘某一起到岚皋城。其间，徐海山找到了我们部队，后来当了副大队长。

我与刘某从岚皋到了安康的火石岩，不久，又返回东沟口。就在东沟口的镇子里，我们遇上王副官，他想对我下毒手，张英才恰巧来到，王副官才未敢动手。

1936年初夏，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谢华，派杨文贤、杜瑜华和沈敏与何振亚联系。从此，我们部队接受党的领导，犹如有了指北针，一步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根据特支的指示精神，何振亚率部队第二次起义，编成“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任参谋长，杨文贤任主管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组织科长，实为政委，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军下设五个支队，我任五支队队长。经过几天整顿，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转战石泉县的南北二山，经历了几十次战斗，主要有：蔡家寨（又名太平寨）战斗、云雾山遭遇战、迷峰岭战斗等。

蔡家寨战斗发生在石泉迎丰坝地区。当时，部队急需补充军粮，蔡家寨的民团自恃墙高院大，不但不给，还扬言有胆量到寨里来取。为了解决队伍吃粮困难，振奋士气，灭灭土豪劣绅的威风，我们决定打好这一仗。战斗打响后，用火力压住对方，由我们五支队强攻，我与刘某挥舞大刀，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寨门下，砍开寨门，队伍冲进去，消灭了寨里的民团。三个钟头的战斗，筹到3000斤军粮，还缴获300多块光洋。打这以后，其它寨子的土豪劣绅再也不敢张牙舞爪，恃强凌弱了。

云雾山战斗（即毛坝场战斗），发生在蔡家寨战斗之后。部队在云雾山休整，中午部队正吃饭，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冲过来。我们急忙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山前山后之敌拼死战斗，整整激战6个多小时，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我们也撤进了深山。在这次残酷的遭遇战中，我的通讯员刘二友牺牲了，刘炎德也牺牲了，杜瑜华负了伤。

我们在云雾山中休整了几天，下山又到了龙王沟。这时，另一次兵变出来的沈启贤和李传民，赶来同我们会合在一起。

迷峰岭战斗发生在佛坪县境内。当时，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把我们包围，气焰嚣张，妄图消灭我们。为了突出重围，我们与数倍之敌激烈战斗，牺牲了不少同志。突围时，把主要宣传工具油印机丢失了。

关于涧池铺战斗，在没有打开涧池铺之前，我们的两个人带枪跑到保安队去了。走在半路上，抓住了这两个人，何振亚命令警卫员去杀他们，一个跑了，正往山上爬，何振亚命令我打，我一枪就打滚了他。

我们转战到宁陕东江口街下边的一个山上，同红七十四师会合了一次，想编到红七十四师。他们不同意，说你们是抗日一军，可以互相支持。

“西安事变”后，我们的部队翻过秦岭到子午口，沈敏和杜瑜华从西安回来，说中央指示我们去追赶红十五军团。我们从子午口出发，到了蓝田，红十五军团已经北上，给我们留话说按路标跟进，到咸阳以北同他们会合。我们赶到咸阳东城门外的渭河滩时，正是夜里十二点，国民党队伍阻拦我部过河。杜瑜华骑马过河找到红十五军团，迫使国民党队伍放行。第二天在叱干镇撵上红十五军团，别说我心里有多高兴啦！当时，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同志热情地接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干部。在接见干部会上，我代表战士发言。我说：“谁不革命到底，就是我老子我也不答应。”徐海东同志很赞赏我的决心和精神。

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我部编为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我任五连连长。1937年2月，我调教导队学习，任教导队五班长，与徐海东的警卫员王都同志一起入了党。

（注：敬树林，原名苟树林，甘肃省临洮县人。建国后曾任中级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