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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敬树林忆自己的红军战士经历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11年11月4日 | 浏览9481 次] 字体:[ ]

(一)从押身工到打富济贫

我于1908年出生于甘肃省临洮县城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名苟树林,全家8口人,靠父亲一人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贫苦。

9岁时,父母亲和俩弟俩妹均染上伤寒病,无钱医治,相继过世,仅留下我哥和我两个人。当时,我俩尚小,无法独立生活,只好投靠叔父,给叔父干活和给庄上人家放牛羊,打猪草、干杂活度日。14岁那年,临洮县刘家巷张举人说我父亲在世时,在他煤窑做工的时候,借过他四两银子,要我给他做工抵还父债。从此,我便成了张举人家中的押身工。17岁时,有一天我往地里送饭,半路上失手把饭罐打破,我怕回去受到鞭打,便逃跑了,过着乞讨要饭的流浪生活。

我沿街流浪,沿途乞讨,食残羹、睡破庙,受尽歧视,历经苦难。我流浪经甘谷、天水、康县、略阳,走勉县、褒城、汉中、城固,顺汉江而下到了岚皋县城。1928年下半年,为了混饭吃,到县保安队当了兵。半年后,岚皋县城的土豪劣绅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和地位,发生了械斗。一时,硝烟弥漫,烽火连天。陈定安的民团兵强马壮,把县保安队打垮,我逃跑出来,到了安康县。

192911月,我在安康火石岩遇上邱正德,在他的杀富济贫思想影响下,合伙夺了保安队一杆枪,上山作起山大王。当时,张飞生、唐德楹等土匪恶霸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我与邱正德和安康的刘某3人,日伏夜行,杀富济贫,活动在两河口、蕉家山、凤凰山、李家湾和桑镇一带,百姓对我们非常同情和支持,土豪劣绅则对我们恨之入骨。1930年末,我们发展到了50多人,有15条枪,自编为一个营。我任特务连连长。19313月,当地土豪劣绅请来国民党一营军队,猖狂地围剿我们。一天,我们被他们包围在蕉山寨上,据险坚守三天两夜。第三天夜里从寨崖上靠绳索突出了重围。队伍被打散,邱正德吐血回家。我负伤躲在李家湾和蕉山寨的贫苦农民家养伤。后来陈某叛变,邱正德被民团抓获,枭首于安康县的城门上。193189月间,我伤好后,参加了沈玺亭部队,在警卫营当通讯兵,后又转到三营七连当兵。

(二)逃出虎口,奔向革命

1932年,沈玺亭在平利开办军官教育班,我报名应考。没有文化,仅考了眼力、听力和军事操典动作,成绩都很好,被考取了,编在第二队第五班,何振亚(继周)任班长,我任副班长。

在军官教育班里,有许多有思想、有抱负、有文化的热血青年,看不惯黑暗社会里土豪劣绅、军阀官僚强取豪夺百姓的行径,他们投笔从戎,是为了铲除邪恶和改变黑暗的现状。我接触到这些青年,思想上受到了很大影响。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是西北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宁都暴动,为人宽厚仁义。一队队长沈志刚北伐时在黄埔军校住过,比较开明。二队队长王力亚,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待人温文有礼。他们经常给学员灌输为人立身的道理,使我这个只知道杀富济贫的鲁莽人,懂得了正直作人的道理,也开始对革命道理有所了解,知道了共产党、马克思等真理。后来,在部队开往洋县,清查共产党嫌疑时,我偷偷地把被扣押的王力亚放走了。

·一八事变的影响下,我们学员中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私下议论着国家兴亡大事,厌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赞扬共产党的抗日论点和主张。何振亚、沈启贤和我,还有徐海山、赵宏勋、沈继坤、孟子明、王万鑫、孙启庆、吕治平等经常聚会谈论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这期间,正值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正从平利县东路过。沈玺亭命令我所在的营去追击。我们赶到一个叫松杉河镇的小镇子,红三军早已过去了。看到红军秋毫无犯,百姓十分拥护,更坚定了我当红军的决心。在返回途中,我们准备兵变,把队伍拉出去,但听说红军在搞肃反,清改组派,杀起义反正的人,所以犹豫了。

19333月,我们这11个人,在平利县关帝庙聚会,秘密地组织了抗日救国赤卫团,还拟定八条宗旨,大意是抗日救国,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适当时机,带兵反正,投奔红军,或者象红军一样,搞个根据地,把根据地建成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规定遵守纪律,永不背叛。为了蒙蔽外界,我们说是结拜兄弟,喝血酒结盟。后来引起沈玺亭的怀疑,被沈启贤掩饰过去。由于打消了沈玺亭的疑虑,我们赤卫团的活动方便了,时常聚会,又谈关于红军、共产党的消息和主张,争论着闹共产的办法。1933年中,我们这些人从军官教育班毕业,分到沈玺亭团各连队,我在三营七连当排长。此后在两三年时间里,我们虽然经常碰头,研究兵变的办法,但由于当时党组织处在秘密情况下,我们很难与党取得联系,把大事耽误了。

1935年,沈玺亭团驻扎蓝田县,受命到柞水县打红七十四师。临出发前,我们决定兵变起事。行军路上,我对几个班长说:这次出去,枪一响,都跟着我投奔红七十四师,当红军去。几个班长都同意了。可是一到驻地,我却被抓了起来。原因是四班长成了叛徒,出卖了我。团部追查我,想牵出其他人,我一口咬定没说兵变的话。团部问其他人,都说不知道也没听说。我还故意对待我较好的副营长说:个大字不识,只知道训练、打仗,哪知道什么红军,是哪个坏小子故意捉弄我?团里才把我暂时押起来。第三天下午,何振亚和苗鸿鑫排长偷偷地跑来对我说:再不搞就要暴露了。今晚兵变,我们来抢你,你做好准备。我说:准备什么?”何说:我们来抢你,抢不走,就把你杀了,待我们革命成功,给你立个碑。

何振亚连驻在炮楼下,押我的二营在小峪口街道中间。这天夜里,我焦急万分,从晚饭后等到夜十二点,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凌晨二点看守兵偷偷地对我说:跑了,跑了。我才知道何振亚他们兵变成功。第二天,又得知何振亚他们劫狱未成,杀了连长,把队伍拉上了山。

我被押,形势发生突变,迫使何振亚等人下了决心。兵变成功,坏事变成好事。团部集合队伍返回蓝田,我被押在二营五连。何连长和王副连长与我私交尚可,绳索绑得不太紧。晚上八点多钟,队伍还未走到蓝田,恰巧下起大雪,纷纷扬扬,昏昏暗暗的。走到一块墓地边,我看地势复杂,是脱身的好机会,便借口要解手,得到王副连长批准,我走到道边蹲下,抹脱绳索,甩掉背包,一个箭步窜进蒿草丛生的墓地里,躲兵的老百姓一下惊乍起来跑开了。我趁混乱机会,从土崖子上纵身跳进沟里,顺沟跑进了对面山头。背后,枪声爆豆般炸响,我一口气跑过两座山头,脱离了险境。我在长安县引驾回南面山上一户农民家中吃了饭,换下军装,又急急忙忙赶往宁陕县。

宁陕县是抗日赤卫团商量兵变后落脚的地点,也是我们同宁陕县保安大队附莫清高联系,准备里应外合夺取作为根据地的地方。三天后,我到了宁陕县,被保安队当作红军探子抓了起来,有一位沈玺亭团的逃兵在此当差,过堂时他问我咋回事?我说:当逃兵,想回家孝敬父母,走到这里被他们当红军探子抓了。他表示同情,保我出来。第二天出狱后,我在城门口碰见孙启庆,他说何振亚带队伍在龙王沟山上,他进城是与莫清高联系,准备明晚里应外合打下宁陕县城。傍晚,我与孙启庆赶到龙王沟,编入三中队,后任三中队队长。

第二天晚上,我们把队伍拉到宁陕县,把城围起来,等待莫清高的信号。一夜没动静,队伍撤下来。第三天红七十四师攻克宁陕县。由于我们队伍与红七十四师相距较远,行动不便,未能取得联系。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围城时,莫清高和红七十四师的一位侦察员被县保安队杀害了。

我们撤到宁陕县火镰碥一带活动。过了年,去打石泉县马池镇。随后,部队活动到汉阴县铁佛寺时,最早兵变出来的张子新、王武林支队也前来会合了,有刘二友、罗坤山、邓从喜、王连荣和杨某等20多人。

(三)党领导走上康庄大道

1936年春,安康专员魏席儒派王副官来说情,要我们接受改编,汉阴县的一位大绅士也来做中间人。何振亚、刘炎德和我在火镰碥研究后,决定表面应付,暂时接受改编,渡过眼前困难。同时又决定让我带一部分队伍在外打游击,牵制敌人,寻找时机与党联系。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预防被敌一网打尽,如果发生意外,随时可以策应。何振亚带部队从涧池铺出发,经蒲溪、铁岭关,前往傅家河汪家台(即牛山庙所在地)休整。我带部分队伍前往火镰碥、鸳鸯池等地,进行牵制敌人的骚扰活动。

193645月,我带部队在紫阳、汉阴南部、凤凰山一带打游击。安康专署向何振亚提出异议,要求我部停止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队伍下凤凰山,把队伍交给了何振亚。王副官要何振亚把我交给他们处置。我避开了,与刘某一起到岚皋城。其间,徐海山找到了我们部队,后来当了副大队长。

我与刘某从岚皋到了安康的火石岩,不久,又返回东沟口。就在东沟口的镇子里,我们遇上王副官,他想对我下毒手,张英才恰巧来到,王副官才未敢动手。

1936年初夏,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人谢华,派杨文贤、杜瑜华和沈敏与何振亚联系。从此,我们部队接受党的领导,犹如有了指北针,一步步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根据特支的指示精神,何振亚率部队第二次起义,编成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沈敏任军委主席,杜瑜华任参谋长,杨文贤任主管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组织科长,实为政委,徐海山任政治部主任。军下设五个支队,我任五支队队长。经过几天整顿,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转战石泉县的南北二山,经历了几十次战斗,主要有:蔡家寨(又名太平寨)战斗、云雾山遭遇战、迷峰岭战斗等。

蔡家寨战斗发生在石泉迎丰坝地区。当时,部队急需补充军粮,蔡家寨的民团自恃墙高院大,不但不给,还扬言有胆量到寨里来取。为了解决队伍吃粮困难,振奋士气,灭灭土豪劣绅的威风,我们决定打好这一仗。战斗打响后,用火力压住对方,由我们五支队强攻,我与刘某挥舞大刀,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寨门下,砍开寨门,队伍冲进去,消灭了寨里的民团。三个钟头的战斗,筹到3000斤军粮,还缴获300多块光洋。打这以后,其它寨子的土豪劣绅再也不敢张牙舞爪,恃强凌弱了。

云雾山战斗(即毛坝场战斗),发生在蔡家寨战斗之后。部队在云雾山休整,中午部队正吃饭,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冲过来。我们急忙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与山前山后之敌拼死战斗,整整激战6个多小时,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我们也撤进了深山。在这次残酷的遭遇战中,我的通讯员刘二友牺牲了,刘炎德也牺牲了,杜瑜华负了伤。

我们在云雾山中休整了几天,下山又到了龙王沟。这时,另一次兵变出来的沈启贤和李传民,赶来同我们会合在一起。

迷峰岭战斗发生在佛坪县境内。当时,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把我们包围,气焰嚣张,妄图消灭我们。为了突出重围,我们与数倍之敌激烈战斗,牺牲了不少同志。突围时,把主要宣传工具油印机丢失了。

关于涧池铺战斗,在没有打开涧池铺之前,我们的两个人带枪跑到保安队去了。走在半路上,抓住了这两个人,何振亚命令警卫员去杀他们,一个跑了,正往山上爬,何振亚命令我打,我一枪就打滚了他。

我们转战到宁陕东江口街下边的一个山上,同红七十四师会合了一次,想编到红七十四师。他们不同意,说你们是抗日一军,可以互相支持。

西安事变后,我们的部队翻过秦岭到子午口,沈敏和杜瑜华从西安回来,说中央指示我们去追赶红十五军团。我们从子午口出发,到了蓝田,红十五军团已经北上,给我们留话说按路标跟进,到咸阳以北同他们会合。我们赶到咸阳东城门外的渭河滩时,正是夜里十二点,国民党队伍阻拦我部过河。杜瑜华骑马过河找到红十五军团,迫使国民党队伍放行。第二天在叱干镇撵上红十五军团,别说我心里有多高兴啦!当时,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同志热情地接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干部。在接见干部会上,我代表战士发言。我说:谁不革命到底,就是我老子我也不答应。徐海东同志很赞赏我的决心和精神。

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我部编为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我任五连连长。19372月,我调教导队学习,任教导队五班长,与徐海东的警卫员王都同志一起入了党。

(注:敬树林,原名苟树林,甘肃省临洮县人。建国后曾任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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