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3月，我和其他二十几个人，由安康绥靖军保送去杨虎城在凤翔办的随营军官训练班学习。在凤翔住了两个月，搬到西安大营盘，毕业后，回到安康。我同何振亚等分配到安康绥靖军一团。团长沈玺亭带部队移驻平利县，我们是1931年底到平利县的。

1932年8月，沈玺亭在平利县筹办干部教育班。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又传闻红军在江西不断打胜仗。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悄悄给我讲，红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打仗如何英勇，纪律如何严明等等。我又秘密同何振亚等人谈过。张惠民1931年参加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暴动前任团附，后任红五军团副师长，因怕肃反而动摇逃跑回到平利家中，随即参加沈玺亭部。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胆子很小。但他非常佩服红军的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和官兵的关系。我同他关系好，接触较多。我问他过去干什么？他才私下悄悄同我讲他的来历和对红军的看法。后来，我们的活动被沈玺亭察觉。张惠民曾召集全大队训话；我们大队里有些年轻人，思想单纯，私下搞非法活动，是要掉脑袋的。从此他再也不同我讲过去的事了，面孔严肃，显得很谨慎。

当时，我是教育班司务长，何振亚是班长。我同何商议约徐海山、苟树林、赵宏勋、沈继坤、孟子明、王万鑫、孙启庆(孙善堂)，还有汉中的两个人，共11人，秘密组织了“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简称“赤卫团’)，我被推举为主席，何振亚被推举为总指挥，拟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八条宣言，在关帝庙盟誓，喝血酒，永不背叛。我们毕业后，分配在本团各连担任班长或排长。我们回到部队，便开始“兵运”活动，在士兵中作宣传，团结人。我通过教士兵认字，给买纸订本子，把朱德、毛泽东的名字拆开写在本子上，给士兵讲革命道理，让红军的好处。这些活动，使我们团结了一批人。

1933年我被调到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又学习了半年。班主任是金闽生(中共党员)，教育主任是孟庆鹏。有一天早晨起来，发现鞋壳里有标语、传单，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要为劳动人民着想，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我学习毕业后仍回到沈玺亭团，先在二连以后调回四连。

1934年，警二旅(原安绥军)奉调汉中、城固一带。不久杨虎城来到城固县检阅部队。1935年初，我们进驻镇安，警二旅、警三旅曾在一块集合听杨虎城训话。杨动员“围剿”红二十五军。这时候，我利用夜晚带廖明祥、李传民等打着电筒，在镇安县城内墙壁上抄写红军贴的传单，记得其中有“苏维埃土地法”，署名是毛泽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署名是朱德、毛泽东。我们在陕南尾追红二十五军，看到他们纪律严明，对我的士兵教育影响很大。

1935年杨虎城的警一、二、三旅，接二连三遭到红二十五军的沉重打击，官兵士气低落，普遍厌战。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八、九月间警二旅四团(即原安绥军一团)驻在西安南面的引驾回、蓝田。这年冬天在行军途中，四连一排二十多人在班长张子新、士兵王展带领下，于秦岭南麓首先起义。这天晚上我去查哨，看到他们都穿上草鞋不睡觉，象要走的样子。我说你们急着干什么?他们好象有什么心事，想说又不好开口。我坐了一会就走，张子新等人送我出来走了一段路，说了声“再见”。我回到连部就听到枪声，知道他们走了。

苟树林被捕，何振亚很吃惊也很着急。晚上，何振亚同张孝德、洪九畴、刘宝山等来找我商量怎么办？我同意何振亚先起义。何振亚率领九连在引驾回举行了起义。起义时，刘宝山等把九连连长张锡武卡死，放在床上，连部的旗子仍然挂在连部门口，起义部队顺顺当当地进山走了。何振亚走后，记得徐海山是请假回家，去找何振亚的。还有孟子明，他是怎样组织暴动的我不清楚。我记得给他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何振亚他门出去很顺利，没有什么损失。信是用米汤水写的，用碘酒一擦就能看到。这个信可能被四团三营营长汤飞山看到，在行军途中就把孟子明杀害了。孟子明的被害，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

引驾回起义不久李伯亭给我来信，询问何振亚起义的情况，问能不能去参加。我回信，要他立即前往一同干革命。

何振亚率九连起义进入陕南后，曾给我来过—封信。他按约定的暗号告诉我，他处境困难，我立即写信告诉当时在北平的沈敏。

后来警二旅四团从蓝田调到龙驹寨一带驻防。1936年8、9月，团里给了我所在的四连一个任务，叫进驻商县夜村镇保护交通。连长姓杜，翻杠子、刺杀、劈刀技术都很好，就是军阀作风厉害，爱骂人打人。镇子西头驻有保安大队的300多人，是土匪改编的。我们驻在镇子东头。这时李传民等几个班长提出要组织起义，认为迟了我们就完了。沈玺亭似乎已觉察到一点情况。记得他到西安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举办的王曲训练班受训，路过夜村镇的时候，给了我一支新驳壳枪，100多元钱，还许愿要我当炮兵连长，接着提出—个任务，说：“你能不能去向何继周说，叫他搞到二三百人，回来我叫他当营长，也不追究他。”我将计就计，对他说：“好嘛，让我去试一试。”我看他主要是想稳定我。我把钱分给了士兵，士兵们就买手电筒，分头准备行动。连长在头一天晚上还请我吃饭，对我讲：“我们这个连现在很不稳定，有些人想跑，据说还要搞什么动作，要提高警惕，不要出什么问题。”他很紧张。当天是我值班，晚上点名时，我讲“今晚连里要紧急集会，请大家注意，不要打开背包睡。”晚上我派人去搞他的时候，他喝醉了睡在床上。一见有人进来他翻身伸手去被子里摸驳壳枪，我们的人只得开枪，打了他3枪。事先我给李传民讲，到时候把连长捆起来就行了，不要开枪，免得惊动西边住的保安队。原来布置李传民把电话线剪断，因没找到梯子上不去，没有来得及剪断电话线，加上又响了枪，李传民便带着—个排冲出去了。我把剩下的两个排带了出来，经过一条河，水很深，没有桥，就淌过去。我们拿着手电筒走了一晚上才到山顶。保安队发现山上一路手电，天刚拂晓，就紧紧追了上来。那时李传民的那个排找不到，我们就顶住打，打了一阵顶不住只得撤退。在混乱中，我险些被连长的小舅子暗中放冷枪打死。保安队咬住不放，我们边打边退，到下午日落前只剩下几个人了。我们走到山下，才发现李传民他们20多人从对面坡上过来。我们会合在一起有30多人，继续走，又翻了几座山，晚上睡在山顶上。山上虽然很冷，但大家团结得很好。当地有许多所谓“剿赤团”，我们想走捷路去找何振亚，但翻山时四面都响枪。敌人越来越多，有1000多人，把我们围在山上。我们在山上没有办法，又渴又饿，只好吃青包谷秆子。最后我们决定冲出去。民团经不起冲，一下就冲散了。我们冲出来后，民团还是跟着不放，边放枪边叫喊“冲呀，冲呀！”另外，警二旅六团一个营在前面堵截。有些人动摇了，陆续跑散了。李传民也在突围中同我们失掉了联系，只剩下我们七八个人。我们在山上一个老百姓家里隐藏起来。好在起义时把连长的四五百块钱带着做伙食费，我们买了些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去找何振亚。路过凤凰嘴时，我们专门到孟子明的家里，说明情况。孟嫂见了我们大哭一场，我们安慰她并给了一些钱。以后我们就顺着标语走，找到了何振亚。

关于陕南的作战情况。有一次战斗是在东镇，我们把衣服都洗了，正在吃中午饭，突然枪响，敌人企图包围我们，但敌军自己配合不好，我们从后山顺利突围。这次战斗，我们一个姓杜的少先队长，顺沟突围时被敌人抓走了。突围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在枧沟附近一个山沟里，与五六十人的保安队遭遇，苟树林支队在前面，一下子就把这股保安队全部消灭，缴获了一二十支枪，把一个队长捉住就地处决了。

记得打汉阴涧池铺没有打好，没有把敌人搞掉，主要是没有经验。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深，听说地主们打锣集合民团，搞了一早晨只集合了4个人，那时我们在群众中是有影响的，老百姓不听他们那一套。

再一个比较大的战斗是在迷峰岭。据侦察附近山沟里有国民党一个营，离我们有二三十里路。我们几个领导在一起研究怎么办?我提议全部出动，以夜袭将敌歼灭，多数同志不同意。然后我又要求给我挑选30余人，给敌人突然袭击。当夜无月光，我们夜袭将敌打垮了，敌人溃逃到四面山上，我们缴获了一匹骡子，捉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军官被徐海山杀掉了，还缴了七八条枪，几箱子弹。第二天我们行军到迷峰玲山腰上休息，突然发现敌人。我到山头一看，都是戴大沿帽的国民党军队，一两千人，一股一股地围攻上来了。我们同敌人激战了一个多小时，看不行才下令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敌众我寡，又是遭遇战，我们伤亡了一二十人，有一个最勇敢的侦察队长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真可惜！那个山很高，我们突围都是从崖上跳下来的。过了一夜，我们到宁陕四亩地，又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向东撤，有个地方叫海棠园，我们在那里休息。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国民党的一两团人。当晚十二点左右，我们突围，从山上一个接一个冲出来，到了离关口有100多里的孤山墩。后来又到两河口，我们在两河口召开群众大会，我讲了话。突围前，我把我的大衣给一个受重伤的战土穿。后来国民党搜山，抓到我们这个伤员杀害了。敌人便在两河口开大会，说穿大衣的就是“参谋长沈启贤”。一时传说我同几个伤员都被敌人杀了。消息传到我的家里，父亲真以为我死了来收尸，把几个坑挖开一看不是我，他才放了心。

陕南抗日第一军在陕南执行的政策，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建设问题。何振亚第二次起义后，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本身的建设、编制、行动、方针，基本上是按照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路子去作的。因杨江牺牲，部队本身没有党的建设，但部队的纪律是很好的，不侵犯群众利益，一旦发现有强奸妇女的就地枪毙，部队对这一点很严。汉阴南山堰坪吴家是个大地主，院子很大，能容纳下五六百人；院子里常驻国民党军一个排催粮。我们占了吴家大院，把妇女弄到一个房子里，派哨兵保护起来。他家的财物粮食，就地分给了群众。还把几个地主押走，要他们交出现金作军费，“西安事变”后都释放了。所有缴获归公，我们到红十五军团把原来的缴获都上交了。另一个是扩大宣传，扩大政治影响，扩大游击范围。我们写的标语、传单，基本上都是红七十四师的口气。我们的政策是：小股顽敌，能吃掉的坚决消灭；对我持友好态度的暂时利用。我们打的仗不少，小仗不断，大仗不多，注重游击活动。对地主分子，除民愤极大，作恶多端者外，一般不轻易杀。至于苏维埃政府，没有建立，因为我们流动性很大，同时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不知怎么建立。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同志，派了一个手枪班，在一位负责同志的率领下，给我们送来了一封信，要我们立即赶到潼关与洛阳之间，执行破坏铁路的任务。当时我们在离汉阴城10多里的地方，正准备打汉阴县城。沈继刚带了几个人来找我们，说他同汉阴城内中学有联系，可以作内应。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整整忙了大半夜赶写传单。接到信后，我们就放弃了打汉阴城的计划，并告诉沈继刚，我们接到新任务，不攻打县城了。给他留下几支枪，如何干，由他自己决定，随即遵照上级指示往西安方向去。到了子午口，沈敏和杜瑜华同志从西安回来，才知道“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让我们去赶红十五军团。从子午口出发到蓝田，红十五军团已经北去，留话要我们按路标跟上，到咸阳以北找他们。我们赶到咸阳城东门外渭河滩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左右。国民党部队阻拦不让过，杜瑜华同志骑马去红十五军团找到了军团副参谋长兰国清，同他取得联系后我们才过去。第二天我们到达礼泉县叱干镇水田坪一带，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了。大约是第三天或是第四天，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军团首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们。我们向军团首长作了汇报，首长们一再表扬我们，并设宴招待。不久，我们随军团部参加援助西路军，进军陇东，驻庆阳王菜园待命。

1937年3月，军团部正式宣布将我们这支部队改编为警卫团，任命何振亚为团长，李雪三为政委，我担任参谋长。沈敏、杜瑜华同志调军团政治部工作。部队改编后，任弼时同志带领中央代表团来慰问过我们。

“七·七”事变后，红十五军团调回陕西三原县，我团驻板桥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团改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特务营)，我同王首道等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

（注：本文原载《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此次编辑对个别文字作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