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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沈启贤忆在陕南开展武装斗争
[来源:本站 | 作者:原创 | 日期:2011年11月4日 | 浏览8599 次] 字体:[ ]

19313月,我和其他二十几个人,由安康绥靖军保送去杨虎城在凤翔办的随营军官训练班学习。在凤翔住了两个月,搬到西安大营盘,毕业后,回到安康。我同何振亚等分配到安康绥靖军一团。团长沈玺亭带部队移驻平利县,我们是1931年底到平利县的。

19328月,沈玺亭在平利县筹办干部教育班。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又传闻红军在江西不断打胜仗。教育班大队长张惠民悄悄给我讲,红军是劳动人民的军队,打仗如何英勇,纪律如何严明等等。我又秘密同何振亚等人谈过。张惠民1931年参加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暴动前任团附,后任红五军团副师长,因怕肃反而动摇逃跑回到平利家中,随即参加沈玺亭部。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胆子很小。但他非常佩服红军的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和官兵的关系。我同他关系好,接触较多。我问他过去干什么?他才私下悄悄同我讲他的来历和对红军的看法。后来,我们的活动被沈玺亭察觉。张惠民曾召集全大队训话;我们大队里有些年轻人,思想单纯,私下搞非法活动,是要掉脑袋的。从此他再也不同我讲过去的事了,面孔严肃,显得很谨慎。

当时,我是教育班司务长,何振亚是班长。我同何商议约徐海山、苟树林、赵宏勋、沈继坤、孟子明、王万鑫、孙启庆(孙善堂),还有汉中的两个人,共11人,秘密组织了陕南抗日救国赤卫团”(简称赤卫团’),我被推举为主席,何振亚被推举为总指挥,拟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八条宣言,在关帝庙盟誓,喝血酒,永不背叛。我们毕业后,分配在本团各连担任班长或排长。我们回到部队,便开始兵运活动,在士兵中作宣传,团结人。我通过教士兵认字,给买纸订本子,把朱德、毛泽东的名字拆开写在本子上,给士兵讲革命道理,让红军的好处。这些活动,使我们团结了一批人。

1933年我被调到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又学习了半年。班主任是金闽生(中共党员),教育主任是孟庆鹏。有一天早晨起来,发现鞋壳里有标语、传单,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要为劳动人民着想,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我学习毕业后仍回到沈玺亭团,先在二连以后调回四连。

1934年,警二旅(原安绥军)奉调汉中、城固一带。不久杨虎城来到城固县检阅部队。1935年初,我们进驻镇安,警二旅、警三旅曾在一块集合听杨虎城训话。杨动员围剿红二十五军。这时候,我利用夜晚带廖明祥、李传民等打着电筒,在镇安县城内墙壁上抄写红军贴的传单,记得其中有苏维埃土地法,署名是毛泽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的署名是朱德、毛泽东。我们在陕南尾追红二十五军,看到他们纪律严明,对我的士兵教育影响很大。

1935年杨虎城的警一、二、三旅,接二连三遭到红二十五军的沉重打击,官兵士气低落,普遍厌战。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八、九月间警二旅四团(即原安绥军一团)驻在西安南面的引驾回、蓝田。这年冬天在行军途中,四连一排二十多人在班长张子新、士兵王展带领下,于秦岭南麓首先起义。这天晚上我去查哨,看到他们都穿上草鞋不睡觉,象要走的样子。我说你们急着干什么?他们好象有什么心事,想说又不好开口。我坐了一会就走,张子新等人送我出来走了一段路,说了声再见。我回到连部就听到枪声,知道他们走了。

苟树林被捕,何振亚很吃惊也很着急。晚上,何振亚同张孝德、洪九畴、刘宝山等来找我商量怎么办?我同意何振亚先起义。何振亚率领九连在引驾回举行了起义。起义时,刘宝山等把九连连长张锡武卡死,放在床上,连部的旗子仍然挂在连部门口,起义部队顺顺当当地进山走了。何振亚走后,记得徐海山是请假回家,去找何振亚的。还有孟子明,他是怎样组织暴动的我不清楚。我记得给他写过一封信,告诉他何振亚他门出去很顺利,没有什么损失。信是用米汤水写的,用碘酒一擦就能看到。这个信可能被四团三营营长汤飞山看到,在行军途中就把孟子明杀害了。孟子明的被害,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

引驾回起义不久李伯亭给我来信,询问何振亚起义的情况,问能不能去参加。我回信,要他立即前往一同干革命。

何振亚率九连起义进入陕南后,曾给我来过封信。他按约定的暗号告诉我,他处境困难,我立即写信告诉当时在北平的沈敏。

后来警二旅四团从蓝田调到龙驹寨一带驻防。193689月,团里给了我所在的四连一个任务,叫进驻商县夜村镇保护交通。连长姓杜,翻杠子、刺杀、劈刀技术都很好,就是军阀作风厉害,爱骂人打人。镇子西头驻有保安大队的300多人,是土匪改编的。我们驻在镇子东头。这时李传民等几个班长提出要组织起义,认为迟了我们就完了。沈玺亭似乎已觉察到一点情况。记得他到西安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举办的王曲训练班受训,路过夜村镇的时候,给了我一支新驳壳枪,100多元钱,还许愿要我当炮兵连长,接着提出个任务,说:你能不能去向何继周说,叫他搞到二三百人,回来我叫他当营长,也不追究他。我将计就计,对他说:好嘛,让我去试一试。我看他主要是想稳定我。我把钱分给了士兵,士兵们就买手电筒,分头准备行动。连长在头一天晚上还请我吃饭,对我讲:我们这个连现在很不稳定,有些人想跑,据说还要搞什么动作,要提高警惕,不要出什么问题。他很紧张。当天是我值班,晚上点名时,我讲今晚连里要紧急集会,请大家注意,不要打开背包睡。晚上我派人去搞他的时候,他喝醉了睡在床上。一见有人进来他翻身伸手去被子里摸驳壳枪,我们的人只得开枪,打了他3枪。事先我给李传民讲,到时候把连长捆起来就行了,不要开枪,免得惊动西边住的保安队。原来布置李传民把电话线剪断,因没找到梯子上不去,没有来得及剪断电话线,加上又响了枪,李传民便带着个排冲出去了。我把剩下的两个排带了出来,经过一条河,水很深,没有桥,就淌过去。我们拿着手电筒走了一晚上才到山顶。保安队发现山上一路手电,天刚拂晓,就紧紧追了上来。那时李传民的那个排找不到,我们就顶住打,打了一阵顶不住只得撤退。在混乱中,我险些被连长的小舅子暗中放冷枪打死。保安队咬住不放,我们边打边退,到下午日落前只剩下几个人了。我们走到山下,才发现李传民他们20多人从对面坡上过来。我们会合在一起有30多人,继续走,又翻了几座山,晚上睡在山顶上。山上虽然很冷,但大家团结得很好。当地有许多所谓剿赤团,我们想走捷路去找何振亚,但翻山时四面都响枪。敌人越来越多,有1000多人,把我们围在山上。我们在山上没有办法,又渴又饿,只好吃青包谷秆子。最后我们决定冲出去。民团经不起冲,一下就冲散了。我们冲出来后,民团还是跟着不放,边放枪边叫喊冲呀,冲呀!另外,警二旅六团一个营在前面堵截。有些人动摇了,陆续跑散了。李传民也在突围中同我们失掉了联系,只剩下我们七八个人。我们在山上一个老百姓家里隐藏起来。好在起义时把连长的四五百块钱带着做伙食费,我们买了些便衣,化装成老百姓去找何振亚。路过凤凰嘴时,我们专门到孟子明的家里,说明情况。孟嫂见了我们大哭一场,我们安慰她并给了一些钱。以后我们就顺着标语走,找到了何振亚。

关于陕南的作战情况。有一次战斗是在东镇,我们把衣服都洗了,正在吃中午饭,突然枪响,敌人企图包围我们,但敌军自己配合不好,我们从后山顺利突围。这次战斗,我们一个姓杜的少先队长,顺沟突围时被敌人抓走了。突围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在枧沟附近一个山沟里,与五六十人的保安队遭遇,苟树林支队在前面,一下子就把这股保安队全部消灭,缴获了一二十支枪,把一个队长捉住就地处决了。

记得打汉阴涧池铺没有打好,没有把敌人搞掉,主要是没有经验。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深,听说地主们打锣集合民团,搞了一早晨只集合了4个人,那时我们在群众中是有影响的,老百姓不听他们那一套。

再一个比较大的战斗是在迷峰岭。据侦察附近山沟里有国民党一个营,离我们有二三十里路。我们几个领导在一起研究怎么办?我提议全部出动,以夜袭将敌歼灭,多数同志不同意。然后我又要求给我挑选30余人,给敌人突然袭击。当夜无月光,我们夜袭将敌打垮了,敌人溃逃到四面山上,我们缴获了一匹骡子,捉了几个人,其中有个军官被徐海山杀掉了,还缴了七八条枪,几箱子弹。第二天我们行军到迷峰玲山腰上休息,突然发现敌人。我到山头一看,都是戴大沿帽的国民党军队,一两千人,一股一股地围攻上来了。我们同敌人激战了一个多小时,看不行才下令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敌众我寡,又是遭遇战,我们伤亡了一二十人,有一个最勇敢的侦察队长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真可惜!那个山很高,我们突围都是从崖上跳下来的。过了一夜,我们到宁陕四亩地,又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向东撤,有个地方叫海棠园,我们在那里休息。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国民党的一两团人。当晚十二点左右,我们突围,从山上一个接一个冲出来,到了离关口有100多里的孤山墩。后来又到两河口,我们在两河口召开群众大会,我讲了话。突围前,我把我的大衣给一个受重伤的战土穿。后来国民党搜山,抓到我们这个伤员杀害了。敌人便在两河口开大会,说穿大衣的就是参谋长沈启贤。一时传说我同几个伤员都被敌人杀了。消息传到我的家里,父亲真以为我死了来收尸,把几个坑挖开一看不是我,他才放了心。

陕南抗日第一军在陕南执行的政策,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建设问题。何振亚第二次起义后,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本身的建设、编制、行动、方针,基本上是按照陕南特委和红七十四师的路子去作的。因杨江牺牲,部队本身没有党的建设,但部队的纪律是很好的,不侵犯群众利益,一旦发现有强奸妇女的就地枪毙,部队对这一点很严。汉阴南山堰坪吴家是个大地主,院子很大,能容纳下五六百人;院子里常驻国民党军一个排催粮。我们占了吴家大院,把妇女弄到一个房子里,派哨兵保护起来。他家的财物粮食,就地分给了群众。还把几个地主押走,要他们交出现金作军费,西安事变后都释放了。所有缴获归公,我们到红十五军团把原来的缴获都上交了。另一个是扩大宣传,扩大政治影响,扩大游击范围。我们写的标语、传单,基本上都是红七十四师的口气。我们的政策是:小股顽敌,能吃掉的坚决消灭;对我持友好态度的暂时利用。我们打的仗不少,小仗不断,大仗不多,注重游击活动。对地主分子,除民愤极大,作恶多端者外,一般不轻易杀。至于苏维埃政府,没有建立,因为我们流动性很大,同时没有党的直接领导,不知怎么建立。

1936西安事变之后,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同志,派了一个手枪班,在一位负责同志的率领下,给我们送来了一封信,要我们立即赶到潼关与洛阳之间,执行破坏铁路的任务。当时我们在离汉阴城10多里的地方,正准备打汉阴县城。沈继刚带了几个人来找我们,说他同汉阴城内中学有联系,可以作内应。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整整忙了大半夜赶写传单。接到信后,我们就放弃了打汉阴城的计划,并告诉沈继刚,我们接到新任务,不攻打县城了。给他留下几支枪,如何干,由他自己决定,随即遵照上级指示往西安方向去。到了子午口,沈敏和杜瑜华同志从西安回来,才知道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让我们去赶红十五军团。从子午口出发到蓝田,红十五军团已经北去,留话要我们按路标跟上,到咸阳以北找他们。我们赶到咸阳城东门外渭河滩时,已是晚上十二点左右。国民党部队阻拦不让过,杜瑜华同志骑马去红十五军团找到了军团副参谋长兰国清,同他取得联系后我们才过去。第二天我们到达礼泉县叱干镇水田坪一带,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了。大约是第三天或是第四天,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军团首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们。我们向军团首长作了汇报,首长们一再表扬我们,并设宴招待。不久,我们随军团部参加援助西路军,进军陇东,驻庆阳王菜园待命。

19373月,军团部正式宣布将我们这支部队改编为警卫团,任命何振亚为团长,李雪三为政委,我担任参谋长。沈敏、杜瑜华同志调军团政治部工作。部队改编后,任弼时同志带领中央代表团来慰问过我们。

·事变后,红十五军团调回陕西三原县,我团驻板桥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团改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特务营),我同王首道等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

(注:本文原载《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此次编辑对个别文字作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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