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弟兄6人，我是老五，现在家里没人了。我参军前反动政府抓壮丁很厉害，只好到马池“坤元生”药铺当学徒，当了一年多。

1936年农历正月十一日，是个赶场的日子。那天晚上，何振亚部队打马池，药铺太太、老太爷上房顶躲了。我年轻，要啥没有，往哪里躲呢?外头敲门，枪也响了，敲了半天，我才去开门，一个战士问我：“你是这屋里什么人?”我说：“学徒。”他问：“这屋里是什么人?”我说：“字号‘坤元生’。”部队吹号集合，那个战士叫我给他们带路。我带他们出东门，往草庙子方向走，一直走到天亮，进到山里，究竟多远不知道。第二天睡觉起来，看到小孩不少，没有步枪，全是拿的大刀、红缨枪，很和气，象一家人一样。我觉得还不错，就跟着三中队走了。二次起义前，我是队部通讯员。

被安康专署收编是4、5月份，穿单衣，还在河里洗澡。国民党发了一次军装，要枪要子弹没给，没有发饷。何振亚接受收编，许多同志想不通，有人质问他。听说他母亲被安康保安司令部抓走，他不归保安队，人出不来；何振亚说把人放了，他才能归保安队。人家同意放，何振亚母亲出来没有不知道。那时有3个中队和一个少先队，一个中队八九十人，总共最多300人。

部队被编为特务大队后，开到离涧池铺不远的地方，后来开到安康东沟口(东镇)。部队驻东镇期间，人家叫我们去打红军，何振亚说：“打红军；你给我发枪、发饷、发子弹。”人家说：“你先打。”何说：“没枪没子弹怎么打?’人家说，“你把子弹壳拿来，有多少空壳，给你多少子弹。”何说：“我是打仗，还是拣子弹壳?”这样进行辩论，就是不去打红军。听说对面山上有股“土匪”，人家叫我们去打，何振亚说，那是我们的外围部队，也没有打。

收编成特务大队后，我们这些年轻娃有50多人，原在各队当勤务兵、小兵，集中起来成立少年先锋队，编成4个班。我是二班班长。大队部驻在东镇街上，我们驻在对门，靠西山，整天学习抗日道理，讲东北三省被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要去解放那里。晚上野营，拉出去训练游击战术。

这时，听说党组织派人来了，叫什么时候起义。何振亚到各中队，一个班一个班地个别审查。他问：“你说当红军好，还是当保安队好?”所有答复都说：“红军好，不打人，不骂人，吃穿平等。”审查完了后，再开干部会。三中队长陈汉杰，在部队起义后，要把三中队拉出去，全体战士不干，说：“你要出去你出去，我们要当红军，不当保安队。”结果那家伙一个人投敌。我们起义时候，打了五里铺。打五里铺是个晚上，弄的生丝不少，马驮人背，到穷人家吃饭没钱就给些生丝。

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开大会宣布的，有红旗，各支队都有队旗。何振亚讲话说：“为什么起义，就是要消灭地主土豪，让老百姓有吃有穿，人人平等。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了，要抗日救国。”

第二次部队到东沟口刚住下，山上打下来了。我当时押着土豪，机关枪子弹象雨点一样打来，土豪问：“怎么办?”我说：“那也得走，不走不行。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你要不走，我就把你毙了。”他就跟着走了。幸好把谁也没有打着。

部队前后都有侦察兵，有一次部队刚到宿营地，下大雨，没想到敌人追得快，机关枪打得很紧，树叶一个劲地响，在后头的五个侦察员全被敌人抓走了。在汉阴、石泉、安康，何振亚都放的有密探，我们没有吃过敌人埋伏的亏，全靠侦察员。

我们同红七十四师有来往，他们老在我们周围活动，有时走到前面去了，掉队的和我们走在一块。红七十四师的武器比我们好，机关枪多，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在陕南同红七十四师接触行动方面有规定。

迷峰岭战斗时还没有穿棉衣，迷峰岭由于地形复杂，是谁先上去谁取胜。敌人先上去，我们上到半山腰被打回来了。我班有个战士12岁，腿上挂花流血。我问：“行不行？”他说：“行、行！没事。”子弹从他屁股打进去，从胯裆出来，没伤筋骨。晚上转到另一个山顶上，敌人跟着包围过来，除在大道小道站岗、放哨外，还点了许多火堆。何振亚命令突围。山顶上有一两户人家，把我们的10来个伤病号收留下来。我班那个战士不愿留下，但情况危急，伤号、病号一个也不能带。上边命令，谁也不能掉队，不准说话，不准有响声。晚上十二点突围，敌人没发觉，我们胜利突围了。我们有探子在外随时活动，第三天才知道，那天晚上敌人搜到山顶，抓走了我们留下的伤病员，在两河口开大会，诬蔑我们是“土匪”，都给枪毙了。我听到后心酸，我班那个小战士，要是不留下还不会死。我们也在两河口住过，有一次我碰到家乡一个人，要我回家报仇。指导员说：“不行，报你个人仇有什么用，要报国家的大仇。”

在陕南打游击，天天走路，一个地方没有连续住过3天。村庄被国民党保安队占着，咱们走的尽是没人走的地方，这只手抓住这个树枝，那只手抓住那个树枝。冬天下雪，里头出汗，外头冻冰，驻下就烧一把火烤热。我们没有穿过棉衣，何振亚也没有棉衣穿，只有条毯子。经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吃饭哪有碗，猪槽子洗干净盛饭大家吃。那时人年轻，不知累和饿，也能跑，没有一个人说闲话。

当时，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包谷糊糊刚端在手上，敌人打来了，放下饭碗就转移。我们少先队没有枪，直到北上抗日的时候还是背大刀，套筒子；湖北条子、马步枪都是老战土背着。

部队纪律严明，对穷苦百姓秋毫无犯。有次打下一个寨子，缴获许多金子、元宝，在老百姓家吃饭，没有钱，就把元宝、金子砍一块给老百姓。碰到大地主，猪、羊、粮都可以吃，吃不完就分给老百姓。部队还宣布了几条纪律：造谣言者处死刑，踩青苗者处死刑，假传命令者处死刑。有个文书从汉阴回来给何振亚汇报，何说他军纪不好，他不承认，何把枪拿出来，他喊救命也不行，亲自打了。何振亚常说：“七十四师纪律好，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何振亚为了革命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也是亲眼看到的。第一次部队路过，看到他家房子被敌人烧光了。大家问：“何军长这是你家吗?”他回答说：“是。”哈哈一笑，又说：“他烧他的吧!”仍继续前进。第二次是在—天下午，路上遇见他父亲。他父亲对他说：“你东奔西跑在部队里，我这老头往哪里跑?”何军长回答：“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后面有敌人追击，你要赶快离开这一条路。”部队有元宝、金子，大伙说给一点。何军长说：“革命还能养家肥己吗？不行!”有些老同事就劝他父亲说：“你不要跟我们走一道。我们经常打仗，你赶快跑到山里头去吧。”第三次路过他嫂子家，他嫂子站在门上没说话。他两个侄子，一下子抱住何军长的腿，似乎要什么东西。何军长说：“你们放开手，我拿。”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给，就走了。

何振亚和官兵们同甘共苦，行军时既不坐滑竿，又不骑马，与我们战士一样，身背一个用布单折叠的四方挂包，到什么地方弄一块门板就行了。他关心部队安全，深更半夜查岗哨。他身教重于言教，认革命不认人。据我所知，他有一个亲戚，是个小伙子，给他当警卫员，回家养病而未归队，说了部队一些坏话。他派人把他处决了。

我们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写标语，搞宣传，押土豪。抓土豪就是要东西。抓住衙门里的人，不客气，就杀掉了。第二次起义后，少先队不上前线，抓到土豪就交给我们牵着，做人质，要他们弄鞋弄布匹。“西安事变”后就不抓地主了。

（注：廖明义，石泉县池河镇人，建国后曾任林业部驻黑龙江办事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