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放牛娃到小长工

1914年农历月三月二十二日，我出生于紫阳县古家坪一个农民家庭。由于人多地少，很难维持一家人生活。4岁那年，父亲与叔父分家，父亲带着全家7口人，迁到汉阴县万家坝。我虽生在紫阳，但长在汉阴，所以我写简历的籍贯是汉阴。

迁到汉阴后，租种姓邓的四五亩坡地，有4间破茅草房。1920年冬，父亲过于劳累而不幸病逝，家庭生活重担全落在患病的哥哥和母亲的肩上。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我12岁那年到一家姓鲁的地主家放牛。每天早晨五点就上山，天黑才能收工回来，吃的是主人家的剩莱剩饭。14岁那年，鲁家看我长大了，就把我由放牛娃升级成小长工，挑粪种地、砍柴扛木头什么活都干，还要给太太、小姐们担水、做饭、洗衣服。每天累死累活，得不到休息。不过工钱增加了，这样家里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经过童年、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的磨练，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常常鞭策自己，不要忘记地主的剥削压迫，不要忘记穷苦人民的生活。

（二）替人当壮丁

1931年春，张飞生把安康地区几支杂牌军队改编，其中的一支是汉阴的沈寿柏(绰号“狗大王”)。沈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下令各乡保抽丁，每户“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每家3个孩子要有一个去服兵役，5个孩子要有两个去服兵役）。有一天夜里鲁家找我，要我去替他儿子当壮丁，条件是给我一年的长工工钱。保长还说当兵每月发军饷3元。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我只好答应鲁家的要求。第二天我就去沈寿柏部报到，取名康西山。

当兵生活很苦，吃不饱饭。当了3个月兵，只发过1块钱。有一次我请假探家，拖长了一天，回营后连长说我违犯军纪，要打我30军棍。幸亏排长讲情，才罚我站哨一昼夜。有一天训练刺杀，我把枪掉到地上，教官拳打脚踢，还罚站。当时我的泪水只有往肚内流，暗暗咒骂这支可恶的部队。

1932年，红四方面军路经陕南到川北，后来打垮了四川军阀的围攻，取得了很大胜利。国民党安康反动当局惊慌不安，下令调沈寿柏部驻守紫阳县城。沈到紫阳后即派一个营去洞河，以“剿匪”为名，抢老百姓的东西，被当地武装打得落花流水，营长被打死，残兵逃回县城。沈见情况不妙，于7月初带着残部跑回汉阴涧池，龟缩在清明寨老巢。1934年，赵寿山由汉中派兵围攻清明寨，经过一夜激战，沈部被打垮。沈带着少数卫兵突围。当时我也是卫兵，背了一长一短两支枪，突围出来后，沈带着一二十名卫兵从紫阳方向准备到平利投奔他弟弟沈玺亭。当时我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本质，就没有去。我把两支枪藏在擂鼓台下边一户药农家中，并在他家休息了两天。一天夜里，我偷偷去看望母亲，当地恶霸邹洁之听说我回家了，带了几个团丁来抓我。他们从前门进，我赶紧从后院翻墙跑了。我在本地难以站住脚，只好背井离乡。

（三）参加红军游击队

我想到自己替人当壮丁，到后来有家难归，于是就和两个可靠的弟兄，于1935年夏去镇巴一带找红军。当我们到镇巴北边的一个山沟时，从一户草房出来三个身穿青色衣服，脚穿草鞋，手提竹篮子找野菜的人，看样子象是游击队员。我们向他们打听红军游击队在哪里?他们打量着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他们又盘问了一阵子，就领我们到草房去见他们的负责人。我们详细谈了我们无法生活，没有出路，想参加红军游击队。他们高兴地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便留下来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支游击队是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留下的一些伤病员和少数班、排干部，由大队长赵明恩、教导员秦玉昭领导，在川陕边界的万源、达县、镇巴、西乡等地坚持游击活动。1935年12月，川陕敌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清剿。当时我们采取“远程奔袭，昼夜行动，声东击西”的战术。这时部队十分疲困，生活更加艰难，常常一天吃一顿饭，甚至有时两天无一粒粮食下肚。100多人在一起活动目标大，而且生活上也有很大困难，于是领导决定将部队分成3个分队活动。大队长、教导员带一、二分队向万源方向转移。三分队长罗少伟(湖北人)因伤未愈，留当地山区农民家养伤。三分队由我和一个姓董的老红军战士带领向西乡、石泉、汉阴方向转移，争取和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

1936年5月，我们三分队30多人在西乡准备渡汉江时，与地方保安团打过一次遭遇战。我们边打边撤，剩下20多人。才从汉阳坪渡过汉江。在汉王城，我们杀了一个保长。在堰坪抄了地主吴春苔的家，搞到了不少钱财，改善了大家的生活。我取走了藏在擂鼓台药农家的枪支，又活动到了石泉、汉阴交界山区。7月初，我们到汉阴以东川道地区，在一天深夜袭击了龙家垭税卡，打死了卡长，缴获了不少财物，一部分补充自己，其余的送给了当地贫苦群众。

（四）参加陕南抗日第一军

突围出来，我们剩下的十几个人去找红七十四师。后来我们在宁陕县龙王沟遇见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我们谈了来意，军长何继周说：“我们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指战员大部分是汉阴人，你们留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想到反正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和红七十四师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同意留在抗日第一军。休息了两三天后，我们十几名游击队员被分配在第三支队，我被分配在军部，搞后勤筹粮工作。不久，敌人调集汉中、安康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保安团向秦岭山区“围剿”。我军攀陡壁，坐“雪滑梯”，忍饥挨饿，昼夜行军。有时刚甩开尾追之敌，又遇上堵击之敌。有时连续几天几夜翻山越岭，大家疲劳至极。农历九月中旬，我军由佛坪西去，歼华阳等地民团一部，缴获枪支一批。1937年1月26日（农历一九三六年腊月十四日），我们准备攻打汉阴县城，前卫部队开到铁炉坝娘娘庙，突然接到红七十四师派人送来的信，说发生了“西安事变”，通知我们向西安方向出发，主要任务是破坏铁路，防止国民党亲日派进攻西安。于是我们放弃了攻打汉阴县的计划，向西安方向开进。

部队到长安县子午口时，军部又接到通知，命令部队速找红十五军团汇合。我们连夜过了咸阳桥，赶到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汇合。不久，红十五军团进庆阳驿马关，我们驻王菜园。军团在王菜园开大会，正式宣布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编为军团警卫团，何继周任团长，军团部派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警卫团没有营建制，直属五、六个连，每连四个排。三连连长何相文，指导员是军团部派来的王金山，我任副连长，改名康萍。部队整编后，进行了5个月的大整训。“卢沟桥事变”后，部队开至三原桥头镇，警卫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不久开赴抗日前线。